近来咳血的毛病稍缓了一些，果然不能过分用功了。只是把身体弄坏太不值得，说起来这几个月天冷，跑步也慢慢少了。这可不好。

12/27火曜日雪

说来日本的街上到处都是神庙，路人经过时双手合十，八百万神，不知道拜的哪一个。

国内可看不见这样的景色。

到处都贴满了过年的横幅，真舍不得换日历。

可是时间却容不得我止步了。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临近新年了，要做些什么呢？

这是卢文秋近来在思考的问题。

他不时回想起远方的香音，但是，新年祝福已提前发了啊。没话找话是坏习惯。难道话题确实是说不尽的吗？

佐藤告知，本地的音乐厅不时有免费演出。他便去了。

观众席没有满员，甚至空出了许多位置，观众错落地坐着。

别的演奏他都不太感兴趣，其实此番前来主要是听钢琴曲。钢琴谁没听过呢，他也听不太懂，只是呆呆坐在台上，幻想着哪天香音能站在舞台中央，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像这样轻盈地弹奏一曲。

真好啊。真好。

说来，张卓文从初中便开始写诗了。直到故事发生的现今，已经积累了一箱诗稿。他起初也希望写点中篇小说，但自己怎么看都不满意，后来便转而写短篇和散文。

因为他的写作名声在外，有时同乡会的通知和文案，也由他来撰写。起初是用中文来写，由别人翻译成日语，再经他审阅；后来他潜心学了一阵，便可以用日语来写作了——当然，诗集大多还是中文。

由于卢文秋和香音的恋爱，张卓文很早便知道了，他和郑昕宁的感情线也不可能对卢文秋瞒着，事无巨细都透露给他，有时也让他参谋。

郑昕宁，据张卓文说，是山西大同人，父亲是本地的煤老板。在大同考不上高中，就送来日本上学。她还有个大几岁的姐姐，叫郑昕雯，就在京都本地工作，长得比妹妹要标致些，卢文秋在同乡会见过她几次。

“她到底哪一点吸引你呢？”

“我一开始也对她没什么感觉，”张卓文说，“后来相处久了发现人还不错，很热心，也很爱帮忙。”

“你之前说你很感激她。”

“感激自然是一层了，但也有喜欢——你上次问过我之后，我回去思考了很久，发现我确实喜欢她。”

“这还需要思考的吗。”卢文秋笑道。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我对她有意思。”

“例如？”

“我不觉得我很小气，但她几次和别的男生聊天，我都很警惕——”

“生怕她被人抢走了。”卢文秋搭话道。

“是这样的。还有呢，我新写的诗，总想第一个分享给她。”

“那她呢？她对你有什么回应没有？”

“她呀，她不是很能看懂我的诗，但这也不怪她。因为她的看法，我开始反思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太深奥了。”

“我也感觉你写的诗浅白了好多，相较以往而言。”

“嗯，其中就有她的关系。”

张卓文和卢文秋是高中同学，不约而同考到同一所大学读本科，他俩一开始选的都不是历史系，卢文秋学的日语，张卓文则从中文系来。

张卓文报考中文系的理由很简单：他想当诗人，希望钻研文学。但离开中文系的理由同样简单：上了一学期的课，他自觉已快失去自己的“灵气”，恐怕再学下去，对文学的兴趣就要毁了，不仅当不成什么诗人，写的东西也不能再满足自己了。一下笔，就是某某名家也写过这个题材，那自己写得肯定比不过人，但诗人和作家都共享一种执念：如果下笔前已经预定了糟糕的结果，那就索性不写了。

当时的张卓文，就陷于这种执念的涡旋之中。

况且文学研究也并不那么有趣：研究小说往往是反“欣赏”的，也就是说，站在欣赏小说的背面。好比进了实验室的鸡鸭一般不宜再烹而食之，对于嗜好鸡鸭的美食家来说，这就是背道而驰的。张卓文说过，研究本身意味着拆解，只会毁了小说的美感，正如漂亮的鸟儿解剖之后便不可能再飞翔，将文学分割得整整齐齐细致入微，就不再有整体的灵动的美了。

就在这种痛苦的纠结之中，他写诗的水准也下降了。

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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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千万人伫立在港口

遥遥眺望着

神山，高耸的女神像，

海风迎面

他们搭起梯子，喊着：女神，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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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降临了，四千万人回了家乡

另外四千万人，淋着雨，喊着：

女神，女神！

挽长弓的人在瞄准着天空

吹笛的歌颂着海，

梯子松动了，仍用着

女神！女神！

有人举起了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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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降临了，两千万人回了家乡

另外两千万人，淋着雨，喊着：

女神！女神！

挽长弓的人在瞄准着长弓

吹笛的歌颂着笛，

梯子腐朽了，仍用着

火把暗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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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到了，一千万人回了家乡

最后一千万人，淋着雨，哭着：

女神，女神！

梯子扔进了海

港口寂静

不起雾，也没有风，火把熄灭了

挽弓的人朝天空射了一箭

吹笛的响了最后一曲

——别了，我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