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之后，沈越又回了趟沈家村。

从应天府出来，在官道上搭了辆顺路的骡车。赶车的是个年轻后生，赵庄来的，叫赵满囤。他赶着车，一路上跟沈越说着各府的棉田情况——全国加起来快八百万亩了，北直隶一百二十万，山东一百万，河南九十万，山西六十万，陕西八十万，南边江西九十万，湖广八十万，浙江五十万，松江府二十五万。凤阳府五十万，开封府四十万，济南府四十万，应天府三十万。加起来比去年又多了一百多万亩。

“赵石头今年在陕西没回来。”赵满囤说，“碱地洗盐的法子成了，一百万亩出了七成苗。他说明年再待一年，把各府的人都教会了再走。”

沈越坐在车板上听着，偶尔嗯一声。骡车过了淮河，路两旁的田渐渐变了样子，麦田和棉田交错着铺到天边，绿一块黄一块的。到沈家村的时候是下午，日头偏西了，照在老槐树上把新叶照得透亮。树下停着两辆牛车，车上搁着行李和铺盖卷，几个生面孔的年轻人蹲在树荫底下歇脚，看打扮像是各府来学种棉的书办。

沈越从骡车上跳下来，朝赵满囤摆了摆手，沿着土路往村里走。村子比他上次来又变了不少。路两旁新盖了几间土坯房，墙刷得白白的，屋顶铺了瓦，烟囱里冒着炊烟。劝农学馆的庙门大敞着，里面传来讲课的声音，有人正在念册子，嗓门洪亮，带着北边口音。

他走到学馆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院子里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每人面前搁着一块木板，上面铺着纸，手里攥着炭笔在写什么。台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手里拿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册子，正在念着：“第十条，摘花。头茬花先摘，摘完过几天二茬又上来，能摘到霜降前。摘的时候要摘全开的，半开的留着再晒两天。摘下来的花放在布袋里，别压太实，压太实了棉花发热变色。”

沈越靠在门框上听了一阵。那个年轻人念完了，让底下的人提问。一个黑脸后生举手问南边红壤地追肥的时机，年轻人答得清楚——翻地之前撒一半石灰，出苗之后追肥再掺一半。沈越在门口站了一阵，没有进去。

他转身往村后走。村后的棉田还在那块坡地上，比几年前又扩了一圈。从脚下一直伸到远处的河沟边，棉秆已经拔了，地翻了，垄沟整整齐齐的，覆着一层薄霜。地头那块界石还在，石面上的浅痕被风雨磨得几乎看不见了，但用手摸还能摸出形状。界石旁边立着那块“大明棉祖”的木牌，风吹日晒了五六年，木头表面裂得更深了，字迹也淡了许多，但还认得出。再旁边是万民衣的石碑，青石上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在冬日的天光里泛着一层青灰色的润光。

沈越在界石旁边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粒棉籽放在掌心里。棉籽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暗褐色光泽，被他贴身揣了十年出头，表面光滑圆润，像一颗被河水冲刷了很多年的小石子。他把它翻了个面，又看了看。

田埂那头走过来一个老人，拄着竹竿，步子很慢。沈越抬头看了看，是刘老栓。他比上次见的时候又瘦了一圈，背驼得厉害，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沟壑。但他认出沈越了，咧开嘴笑了笑，在旁边的田埂上坐下来。坐得比上次更吃力，膝盖响了好几声，但到底坐住了。他从腰上解下烟杆子，手抖着点了两下才点着，抽了一口，吐出一团灰蓝色的烟。

“俺知道你会来。”他抽着烟，眼睛看着面前那片空荡荡的棉田，“赵满囤说，你每两年回来一趟。上回是前年秋天。俺算着日子，入冬该来了。”

沈越坐在界石旁边，看着刘老栓的手。那双手比十年前更枯瘦了，指节肿大，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像干涸的河沟。但他握烟杆的姿势没变，烟杆还是那根竹根雕的，用得年月久了，竹皮磨得油亮油亮的。

“这块地今年种了多少？”沈越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