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大仓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

“难说。”他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列强都是狼，吃到嘴里的肉，哪肯轻易吐出来。”

“但总不能就这么认了。”他抬头看向东边的夜空，像是能看见万里之外的青岛，“就算改不了结果，也得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没都哑。有人不服，有人不认。”

“今天你不喊，明天他就敢得寸进尺。这口气，总得争。”

风卷着远处的口号声飘过来，清晰又响亮。

他知道自己这点力量，在整个国家的颓势面前，或许只是杯水车薪。可该喊的话要喊，该站的立场要站。

当兵的，守不住疆土已经够窝囊了，再连句话都不敢说，那才是真的对不起死在欧洲的那些劳工，对不起脚下这片土地。

兰州街头“抵制日货、还我青岛”的标语还没被风雨打尽，督军府就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快马递来的亲笔长信。信封落款是理藩院的陈恒庵，厚厚一沓麻纸，字里行间都浸着焦头烂额。

谷大仓蹲在廊下拆信，起初还以为又是中央催饷或是扯皮的公文，可读着读着，眉头一点点拧成了疙瘩。

信里讲的是海参崴的乱局。俄国革命闹了这两年，远东彻底失了序，红白两军围着海参崴拉锯打，城里的秩序崩得稀碎。当地上万名中国侨民首当其冲：商铺被乱兵哄抢一空，青壮被强拉去挖战壕，妇孺躲在会馆里不敢出门，已经有好几户人家没了音讯。侨民会馆的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拍往北京，只求朝廷能派船派兵，接他们回家。

可北京哪有心思管这个。直系皖系正斗得你死我活，府院之争闹得满城风雨，大总统和总理互相拆台都来不及，谁顾得上万里之外的几个侨民？理藩院连着发了五六封交涉电报去俄国，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只回一句“战时概不负责”，半点儿用都没有。

陈恒庵在信末特意提道：他早听闻谷督军早年曾亲率巡警部队远赴爪哇，击溃当地荷兰殖民者的仆从军，直逼总督府，逼着荷兰总督签下保侨协议，知道他有手段有担当，是个敢跟洋人硬碰硬的人。万般无奈才写这封信，问问眼下这死局，还有没有法子可想。

谷大仓看完信，“啪”地就把信拍在了廊柱上，震得上面的尘土簌簌往下掉。

他怎么会忘了爪哇那桩事。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管带，手里就一营刚整训完的巡警，租了英国人的火轮船，就敢扬帆南下。就因为荷兰殖民者纵容当地仆从军劫掠侨区、扣华商货物、烧华人铺子，领事馆交涉了半年都没用。他到了爪哇二话不说，带着人登岸就打，把荷兰人的仆从军打了个丢盔弃甲，一路堵到总督府大门口，炮口对着正门，就一句话：签协议，赔损失，保侨民，不然就打进去。

最后荷兰总督到底软了，乖乖签了条约，放了被扣的华人，赔了银元，还立了规矩不许再滋扰侨区。那时候国家也弱，朝廷也软，可只要你自己敢亮拳头、真敢拼命，洋人就不敢真把你往死里欺负。

“一帮窝在京里的软骨头！”他啐了一口，声音里全是火气，“就知道天天发电报哀求！哀求有用的话，山东也丢不了！”

他转头冲屋里的文书扬了扬下巴，语气斩钉截铁：

“给陈恒庵回电报。就说我谷大仓的意思，国家软弱，哀求没用。跟洋人打交道，只有铁腕才有用。

要是中央信得过我，我愿带一营精兵，走海路北上海参崴，把同胞接回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电报很快誊写完毕，谷大仓按上鲜红的督军大印，沉声吩咐：“加急，立刻发。”

看着电报员匆匆跑出去的背影，谷大仓靠在廊柱上，长长吐了口浊气。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北京那边正忙着内斗，这封回电大概率掀不起半点波澜，出兵护侨更是想都不用想——连近在咫尺的山东都不让去，何况是远在天边的海参崴。

可他还是得说。

总不能因为国家弱，就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

总不能让远在外面的同胞知道，自己的国家，连护着他们的狠话都懒得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