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最后谁也没再吭声，默默卷起袖子，捧着图纸回各自工棚去了。

朱雄英没去管那边正对着水轮模型抓耳挠腮的匠人们。他转身回了书房，铺开一张素绢，蘸墨落笔。

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变革，哪能指望靠几台机器就一蹴而就？

就像西洋那边——为何非要拖到十七世纪前后，才真正动起筋骨来？

背后牵扯的，是税制、是土地、是教会、是行会、是港口、是海外商路，更是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识字率、记账法、契约精神……掰开揉碎讲，一本书都未必说得清。

但有一点极清楚：所有轰轰烈烈的“变”，都是悄悄摸摸的“积”堆出来的。

翻翻史书就明白：玉米、土豆这两样“洋庄稼”，在欧陆扎下根、端上百姓饭桌，差不多就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

而同一时期，大明的曲辕犁、筒车、灌钢法、水排鼓风炉，也正一船船往西边运。

尤其那套精耕细作的法子——间作套种、粪肥轮施、选种留种，配上美洲来的高产作物，直接把欧洲人的粮袋子撑得鼓鼓囊囊。

人口跟着往上蹿，百年间翻了一倍不止。

等这股劲儿攒足了，人多了、地熟了、钱厚了、手艺精了，工业的苗头，才终于破土而出。

十八世纪中叶，不列颠一声汽笛，世界就此改道。

这事真经不起细想：

地里多打一石粮，就能多养一口人；

多养一口人，就多一双学手艺的手；

多一双手，就多一分琢磨机器的闲工夫；

闲工夫攒够了，蒸汽与钢铁才真正活过来。

所以，搞工业，先得让地里长出余粮；

余粮不够，谈什么机器轰鸣？

农业不稳，工业就是沙上筑塔——风一吹，全散。

朱雄英比谁都明白这个理。

就像后来华夏隔壁那个大国，人口多、地盘大、嗓门亮，自认也是响当当的一号角色。可真拎出工业清单一对，钢铁产量排不上前十，机床精度凑不齐整套，连螺丝钉都要进口——为啥？

大家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农业先行，再垒工业。

可人家起步时，真刀真枪改了土地、分了田亩、建了农技站、修了灌溉网，把每一寸地的劲儿都榨了出来；

几十年后，粮食堆成山，青壮涌进城，工厂烟囱接二连三冒烟，硬是三十年跃上世界顶峰。

而另一些地方呢？地还在豪强手里攥着，种子还是百年前的老种，旱涝靠天，收成看命——人越多，碗越空；碗越空，厂越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