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暄听得前仰后合，拍着大腿笑：“那他后来呢？”

“发配辽东修驿道去了。临走前哭嚎说‘小的再也不敢了’，可朱雄英只回了一句：‘不敢？晚了。’”

她笑得直揉肚子：“这句绝了！”

朱雄英没直接回应天府，一路走走停停。

一是几十个时辰闷在车厢里，骨头缝都发酸；二来单靠北平一地，看不出全貌，得顺路多瞧几个地方……州县、集镇、水陆码头，哪儿人声旺，哪儿就藏得住实情。

这一路看下来，和他预想的差不多：多数百姓能吃饱，但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一场病、一次旱、一匹马倒毙，家里立刻揭不开锅。

小农日子，本就如此……粮仓里存着半年口粮，床底下压着半吊铜钱，哪天塌了，就是塌全家。

而且他去的这些地方，离铁路近，算是沾了光。若换作那些偏僻县乡，既不通火车，又缺商路，日子只会更紧巴。他没亲眼见，心里却门儿清。

回到应天府，已是整整一个月后。

这期间政务全由内阁担着，实在拿不准的，才飞鸽传书请示。他一落地，先翻的不是奏报，而是户部刚交上来的恩格尔系数汇总……六万人抽样，从朝中大员到边关佃户，一个阶层没落下。

报告摊在案上，朱雄英盯着那串数字，久久没说话。

全国平均五十五。按理说，五十到六十，算温饱线之上。百姓肚子不饿，屋檐不漏，这已算难得。

可往下细看，就沉了心。

应天府最低，三十六……这儿是天下枢纽，新法先试、新货先到、新工先招，日子自然宽裕。

可北边有些村子，七十一……一家老小一年挣的钱，七成花在吃饭上。剩下三成，连件厚棉袄都扯不出来。

“难啊……”他指尖敲了敲纸页，声音低下去，“真难。”

比这更揪心的，是南北之别。

南方大多压在五十以下，北方过半地区稳稳踩在线上，甚至往上蹿。至于七十那档，南方压根儿找不着影儿……连深山里的苗寨侗寨，因通了路、来了商队，拿兽皮换盐铁、换布匹，日子也过得踏实。

这一趟，朱雄英心里透亮：大明表面齐整，底下沟壑纵横。

有人觉得读书人不掐架了，南北就算融了？糊弄自己罢了。

科举名额均了，可北地学子到了扬州，看见茶楼里跑堂的小哥都戴金表、住瓦房，能不愣神？

北边商人南下做买卖，常在酒馆里喝着喝着就红了眼眶：“咱那儿米卖八文一升，这儿米才六文，还管送上门！”……回去？不回了，就在这儿落脚安家。

南方商户嘴上不说，背地里咬牙：“抢什么抢？抢完了我们吃西北风？”

同行是冤家，南北更是老冤家。

冤家之间，哪是几句圣旨、几场宣讲就能抹平的？

回北平的路上，朱雄英撞见两个商人吵得面红耳赤……一个自认是北直隶人，一个咬定自己祖上三代都在松江府扎根。两人话不投机，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被路人劝开，没真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