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之失？闻兄，何出此言？”，听闻焕章连连叹息，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来，王伦不禁有些奇怪。

经过多次交流，王伦确信闻焕章原本就是一个推崇实学的传统文人。

而论起实学，自然就避不开王安石。

一个推崇王安石实学的人，居然说出“荆公之失”这句话，这就有点反偶像了吧。

“荆公一生殚精竭虑，只为天下、为国家、为朝堂、为苍生”，

说起平生的偶像，闻焕章双眼放光：

“即便是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温公，对荆公的评价也是：‘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而变法失败，无非是权力和利益的纠葛，使得执行到最后适得其反，这并非荆公一人之失”。

王伦也点头表示认同。

虽说王安石变法在后世有诸多诟病，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本心。

只是在王伦看来，王安石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己及人”，以为所有环节上的执行者都跟他一样是正人君子，却没有想到政策的执行阶段完全被各种私心扭曲成了“恶法”。

套用一句后世的名言，就是“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这种“错误”经常会出现在理想主义者身上，别说是王安石了，即使是后世的革命者，又何尝没有过这种失误呢？

虽然王伦对王安石并没有深入研究，但凡对宋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拗相公”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乃是历史上仅有的几位“无遗产宰相”之一，也是仅有的几位谥号为“文”的名臣中唯一的一个“无遗产”宰相。

对比后世那个所谓的成功改革者张居正，出身普通家庭，死后清算时却抄出了十余万两白银，其它田产无算。

而王安石夫妻二人皆出身官宦士族，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只是寓居于普通的租屋之中，仅有的田产和房产也悉数捐赠了出去。

况且，王安石变法也不能说是完全以失败告终，至少在国家层面，它为积重难返的北宋又苟延残喘了一些时日。

所以，王伦对于闻焕章说的“荆公之失”才感到不解。

看出了王伦的疑惑，闻焕章喟叹一声道：

“堵北流、疏东流，此策到最后不仅全盘失败，反而加重了北流黄河的水患，遗祸于河北百姓。

此为急功近利所致，乃是荆公平生之失，恐为万世所诟病也。”

“如果说被后世诟病，应该会是整个变法吧”，站在王伦左手边的李助也开口参与讨论：

“不过，我以前确实也以为王荆公变法是祸害苍生的恶法。

直到这半年多时间，真正了解过，又利用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这才发现，他的变法本心却是造福苍生的。

只是在现在的制度下，变法触及了上上下下无数人的利益，失败早已注定”。

“没错，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王伦历经两世，虽政治天赋不高，但有着魂穿者的超脱，看待历史问题时自然有一种超然的客观角度：

“对王荆公来说，一辈子都在追求这次功在千秋的变法。

但他的权力来自皇权，不知道什么时候皇权就会收回。

他要想尽快改变积重难返的现状，自然会陷入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之中。

再加上，在他看来，朝中朱紫重臣多为既得利益者，便会先入为主，认为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有意阻碍变法。

以他‘拗相公’的性格，眼里容不得沙子，反制措施自然就激烈了，从而进一步演变成了新旧党争”。

虽然王伦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以及后世的观点，对司马光等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旧党没什么好感。

但站在华夏文明的传统以及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新旧两党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所以说，有时候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还真的不完全是后世那种“为反而反”的反对党行为。

听了王伦略显另类的解读，闻焕章也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