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因为权力来自皇权，而皇权不可能倾斜给一个权臣，否则就可能易主，所以荆公才会处处受到掣肘。

故此，只有先生倡导的，由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掌控着劳动人民赋予的权力，上下一心，才能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变法顺利执行下去。

而且法律法规、行政决策，也通过劳动人民的代表大会提出并审议通过，这样就能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实现长久的善政良治，而不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贤臣身上”。

说到这里，闻焕章抬头望向北方天际，怅然道：

“以前，闻某人常常自叹，若能早生四十年，跟随荆公投身实学变法，定能弥补遗憾。

但现在我却叹息，荆公为何没有晚生四十年？若以先生倡导之制度，必可令荆公大展宏图，不至于留下诸多遗憾，甚至被后世诟病”。

“我想，一旦认清了旧制度的局限性，即使荆公有急功近利之嫌，也不至于被后世诟病吧？”王伦还是有些不理解：“为何闻兄会如此笃定？这堵北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荆公自熙宁变法伊始，就极力主导将北流的黄河堵塞，并疏导东流河道，意欲使北流黄河返回故道”，闻焕章的目光仍然投向北方，语气恢复了特有的平缓：

“其意有三：杜绝北辽渡河南下、减少北流泛滥成灾、截流之后可多出数以千万亩的淤田”。

说到淤田时，闻焕章的目光收回，看向了之前观察的那片三角形地带。

“这个主意不错啊，闻兄刚才也说过了，河北地势平阔，北流黄河水无定势，必然极易形成水患。

熙宁年间距离仁宗朝不过二十余年，定是因为水患频繁，否则神宗也不可能同意荆公此法”，

王伦眉头微皱，按自己的理解分析道：

“况且荆公大才，即使急功近利，也不可能鲁莽行事，必然有所依据吧？”。

“当时有人献出一样利器，名为‘铁犁爪’，后被荆公改良为‘浚川耙’，作用是耙松河底淤泥，使其被河水冲走，从而降低河道高度。

荆公应该是验证过其确有实效，这才一力推动了堵北流、疏东流。

只是，历时七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闻焕章目光幽幽：

“其时，先有下级官吏谎报这‘浚川耙’的真实功效，后有文潞公实地观察，后上奏称此耙实不堪用，或无法及底，或翻沙无力。

且文潞公和苏子由建议因地势利导，无需将北流截堵，而且司马温公也建议应以加固北流堤坝为上策”。

王伦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出来：“以拗相公的性格，文彦博、苏辙、司马光三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他们说的话绝不可能当真。

再加上所用之人刻意隐瞒夸大，是相信对手还是相信自己人，不言而喻。”

“先生一针见血。荆公想来也是出于这个判断，最后导致黄河北流的水患更加泛滥。这件事情皆因荆公轻信、独断，河北因水患受灾的百姓，皆拜荆公之失啊！”，闻焕章再次喟叹。

王伦并不知道，这黄河北流之事，即使到了千年之后仍然被人诟病。

不过为了安抚闻焕章，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道：

“我刚才说过，王荆公此举必然是因为黄河北流多有水灾。

当时离仁宗决口，也不过二十几年，时日一长，以黄河水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如果仅仅依靠加固堤坝，无非是再造一条悬河罢了。

故此，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放任自流，只不过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消极手段，哼哼，或许可以叫做‘老成之谋’。

王荆公并非错在他试图一堵一疏，而是错在制度、监督、技术等全方面的缺失”。

“制度、监督、技术？”，闻焕章喃喃复述了一遍，不由得精神一振：“先生所言有理！如果当时有我梁山公社的科技，以钢筋水泥筑坝，以百炼镔铁为耙，或许局面会截然不同呢！”

“也不一定。治理黄河绝对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需要综合地理、水利、建筑、航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意见，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王伦按照后世的经验，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稳妥的方向。

王伦这话却让闻焕章更加心安了：“确实，该如先生所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万全考虑，切不可急功近利”。

他又满怀希望地说道：

“等到我们革命事业成功之际，也就是弥补荆公之失的时机。

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李助也是眺望天际，语气坚定：“这就需要闻兄与众多兄弟，齐心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