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的暮色来得比往常更早一些。

十一月的海风裹着咸腥味，从渤海湾深处吹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码头的栈桥上，几个搬运工正把最后一摞瓷器和丝绸往“福远号”的船舱里搬。船老板沈富站在船头，手里捏着一份路引，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上面的印章没有遗漏。

这趟船要去的地方是卡利卡特——印度西海岸最大的港口。沈富做海商二十多年，这条航线跑了不下二十趟，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海图来。他的船队从天津出发，沿海岸线南下，经广州、过马六甲，横渡印度洋，然后在卡利卡特把丝绸和瓷器卖掉，换回胡椒、豆蔻和宝石，返航时在苏门答腊再补一批香料，最后回到天津。一趟下来，毛利少说也有三四万两银子。

但这一趟，沈富心里有些发虚。

上个月，一艘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在印度洋被拦了。拦船的不是海盗，而是一支挂着陌生旗帜的船队。旗是白底，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十字架，还有一些纹章图案。那些船上的人自称是“葡萄牙王国”的，说印度洋以西的海域归他们管，过往船只必须交税。那位船主不肯交，结果连船带货全被扣了，人也被关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放回来。

沈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还当是同行夸大其词。他在海上跑了半辈子，见过海盗抢东西的，见过地方官敲竹杠的，可从没见过有人敢自称“一国”来收税的。印度洋有多大？从东到西少说也有几千里，几条船就想把海给圈起来？

“东家，东西都搬完了。”大副走过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风向也正好，明天一早就能起锚。”

沈富点了点头：“今晚上让兄弟们好好睡一觉，明天赶早。”

第二天清晨，“福远号”升帆起锚，驶出了天津港。

船队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第三天过了长江口，第七天到了福建沿海，半个月后抵达广州。在广州停了三天，又补了一批货，然后继续向南。穿过南海，绕过越南南端的海域，进入暹罗湾，最后到达马六甲海峡。

这里是大明南洋都护府的管辖范围。海峡里来往的商船很多，有从大明去的，有从南洋回来的，也有从天竺和波斯来的。沈富在这里遇到了几艘相熟的船，互相打听了行情，都说卡利卡特的胡椒今年价格不错，去了应该能赚。

过了马六甲，进入印度洋，海面一下子开阔了。“福远号”扯满了帆，顺着季风一路向西。海面上风平浪静，偶尔有飞鱼从水里跃出来，在海面上滑行一段，然后重新钻入水中。

可是，当船队驶入印度洋的第三天，海面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船队。

沈富正在船舱里看账册，大副慌慌张张地跑下来，脸色发白：“东家，有船！好多船！挂着从来没见过的旗！”

沈富放下账册，快步上了甲板。

远处，七八条狭长的帆船正朝这边驶来。船身不高，但吃水很深，显然是为了远洋航行专门设计的。最让沈富心惊的是那些船两侧的炮窗——每一侧至少十来门炮，粗大的铸铁炮管从炮窗里伸出来，黑洞洞的，像一只只不怀好意的眼睛。

旗是白底，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十字架。

就是它。

沈富的心里“咯噔”一下。

“全帆！快走！”他抢过舵轮，猛打方向。

“福远号”的帆全部升起来，船头转向东南，试图避开那些船。但那些帆船的速度更快，船身更轻，帆面更大，顺风的时候像箭一样。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两艘船靠了上来，一左一右，将“福远号”夹在中间。

“停船！停船！”对方用生硬的马来语喊道。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军官站在船头，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身后站着一排端着火绳枪的士兵。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戴着铁盔，穿着深蓝色的军装，腰间别着短刀。

沈富咬了咬牙，下令停帆。

对方的船靠了过来，几条木板搭在船舷上，七八个士兵跳上“福远号”的甲板。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白人，深眼窝、高鼻梁，嘴唇很薄，眼神里透着一股傲慢。

“你的船，要交税。”那人背着手，站在沈富面前，目光从船上的货物扫过，“一百两黄金。”

沈富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税？谁的税？”

“葡萄牙王国。”那人的汉语说得磕磕巴巴，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从今天起，印度洋以西的海域归我国所有。过往船只，必须缴纳通行税。不交，扣船，扣货，抓人。”

沈富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这位大人，这里离葡萄牙万里之遥，你们凭什么说这片海归你们？”

“凭这个。”那人拍了拍腰间的短刀，又指了指远处的炮口，“凭我们的船，凭我们的炮。你的船有炮吗？你的人有枪吗？”

沈富沉默了。

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船——几门防海盗的小炮，摆在船尾，火药和弹丸都不多。再看那些葡萄牙船上的火炮，粗大、密集，数量是自己的好几倍。真要打起来，一个照面就得沉。

“我交。”沈富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一百两黄金，我现在没有现成的。这张票子在天津港的票号随时能兑。你们拿着。”

那白人接过银票，看了看上面的红印，点了点头。

“走吧。下次再来，记得带够银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羊皮纸，扔给沈富，“把这个带回去，给你们皇帝看看。”

沈富接住那卷羊皮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葡萄牙文，最下方盖着一个红色的蜡印——一个盾形的徽章，中间有十字架，周围环绕着一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