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樉的灵柩在海上漂了两个月，应天府已经入了夏。

护城河里的荷花开了满塘，粉的白的一片，摇摇晃晃的，像给这座灰扑扑的皇城镶了一道花边。可朱雄英没有心思看荷花。澳洲王的丧事刚办完，礼部那边还在议谥号，工部那边就递上来了厚厚一摞图纸——京汉铁路，要开工了。

应天到汉口。

这条铁路，他从武康初年就开始惦记。江南的丝绸、瓷器、茶叶要运到湖广，湖广的粮食、木材、矿石要运到江南，靠着长江水运不是不行，只是太慢。从应天到汉口，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十来天，遇上逆风逆水，半个月都未必到得了。沐斌算过，铁路修通了，两日一夜，顶多三日。

朱雄英把图纸摊在龙案上，一节一节地看。应天出发，过江浦，经合肥、六安，穿越大别山北麓，进入湖北，经麻城、黄陂，最后到汉口。全程一千二百里，比应天到北京短了一百里，但地形复杂得多——江淮平原还好走，一进大别山区，全是丘陵沟壑，桥梁隧道一个接一个。

“沐斌，”朱雄英抬起头，“你父亲修了一辈子铁路，徐州到北京的工程图朕还留着。他说过，修路最难的不是翻山，是过河。山可以绕，河绕不过去。这京汉线要过几条河？”

沐斌站在下首，四十出头的汉子，晒得黝黑，脸上带着兴奋的红光。这些年他跟着铁路跑遍了半个大明，从徐州到北京，从应天到广州，哪条线不是他亲自督建的？可京汉线不一样——这是长江中游的第一条铁路，是他父亲沐晟生前最惦记的一条路。

“陛下，京汉线要过滁河、淝河、史河、举水、滠水，大小河流十七条。最大的有两座桥，一在合肥西，一在黄陂北。臣已经让人勘探过了，河床的地质条件还好，打桩不难。难的是大别山北麓那段丘陵，路基要填高，土方量极大。”

“土方的事，朕不管。朕只问你，什么时候能通？”

沐斌深吸一口气：“陛下给臣三年。三年之内，京汉线不通车，臣提头来见。”

朱雄英看了他一眼：“朕不要你的头。朕要你的铁路。去吧。”

沐斌前脚刚走，朱允熞后脚就到了。

他不是空手来的，怀里抱着一只沉甸甸的木匣，匣子打开，里面是一摞厚厚的账册和名册。他今年四十九岁了，头发白了大半，眼睛

“陛下，京汉铁路的账目，臣弟核算完了。”朱允熞把账册一本本摆在龙案上，“朝廷拨款八十万两，户部能挤出来的就这么多。沐斌算过，全线修通至少需要一百五十万两。差了将近一半。”

朱雄英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朱允熞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早就知道的事，“陛下，这几年海贸税收虽然涨得快，但花钱的地方也多。海军要养，边关要养，各地的新式学堂要银子，电报线路要银子，太医院的分院要银子。户部的银子，每一两都有人盯着。”

朱雄英没有说话，靠在椅背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扶手。

朱允熞等了一会儿，见他不开口，便继续说：“臣弟想了两个法子。第一，让沿途各省分担一部分——铁路经过的地方，经济会受益，他们出点银子也是应该的。第二，臣弟去和沈富他们谈，看商人们愿不愿意捐一些。京汉线通了，他们做生意也方便，捐银子不亏。”

“捐？”朱雄英看了他一眼，“允熞，你什么时候学会让人白捐银子了？”

朱允熞苦笑：“陛下，臣弟不是让人白捐。铁路修好了，商人们可以在沿线设货栈、开商铺、运货物，方便得很。他们出银子，算投资，将来铁路的货运收入，可以给他们分一些红利。这不是捐，是——是……”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

“合伙。”朱雄英替他说了，“朝廷出地出政策，商人出银子，合伙修铁路。利润按股分成。是这个意思？”

朱允熞眼睛一亮：“陛下圣明，就是这个意思。”

朱雄英沉吟了片刻，没有立刻点头。他的手指还在敲着扶手，一下一下的，像在数着什么。账册翻开的那一页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是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八十万两和一百五十万两，中间的缺口七十万两——那不是一个能轻易填上的窟窿。

“你去和他们谈。”他终于开口，“但有一条——朝廷占大头，至少要占六成。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交给商人说了算。”

“臣弟明白。”

朱允熞办事向来利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回音。

沈富带头，在天津、南京、广州的商人圈子里一吆喝，不到十天就凑了四十万两。他们看中的不是分红，是京汉线修通后的商机——铁路沿线的地价会涨，货栈的租金会涨，货物运输的成本会降。这些，比那点分红划算得多。

“陛下，商人们凑了四十万两。”朱允熞又来乾清宫报账，脸上难得有了笑容，“加上朝廷的八十万两，各省认筹的十五万两，还有士绅们捐的地——沿线的土地，很多都是当地大户主动让出来的，不要补偿。他们说，铁路修到家门口，是造福子孙的事，不能要朝廷的银子。”

朱雄英听着，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沈富那些人，朕见见。”

七月十二，沈富和几个大商人被召进了乾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