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富今年六十多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他跪在金砖上，额头贴着地面，大气不敢出。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商人更是紧张，有的手都在抖。

“起来吧。赐座。”朱雄英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沈富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屁股只敢挨着椅子边。他一生中进过乾清宫好几次，可每一次来，都觉得自己像头一次进京的乡下人。这座大殿太高了，高得让人喘不过气；那位坐在龙椅上的人太远了，远得像在天边。

“沈富，朕听说，你带头捐了十万两？”

沈富咽了口唾沫：“陛下，草民……草民不是捐，是……是四殿下说的，合伙。草民出银子，朝廷修铁路，将来货运的收入，给草民分一点红。草民算过了，京汉线一通，从汉口到应天的货运，比走长江快好几倍。丝绸、茶叶、瓷器，早一天到港口，就早一天装船，早一天卖到海外。草民不亏。”

朱雄英看着这个老商人，目光微微温和了一些。

“你倒会算账。”

“陛下，草民做了几十年生意，别的不会，就会算账。”沈富壮着胆子抬起头，“草民还想跟陛下说一句话——这条铁路，不只是草民们的铁路，是大明的铁路。草民出银子，不是因为想赚钱，是因为草民信朝廷，信陛下。铁路修好了，大明的南北就连在一起了，谁也分不开。”

朱雄英沉默了片刻。沈富说的不是什么新道理，但是从一个老商人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

“好。”朱雄英点了点头，“朕替大明的百姓，谢谢你。”

沈富的眼眶一下子红了，连连叩首，额头磕在金砖上，咚咚作响。

七月底，京汉铁路全线动工。

朱雄英没有去开工仪式。他不想每次都去。来多了，就成了做样子，反而没意思。朱允熙代他主持，在应天城北的长江边，沐斌接过系着红绸的铁锹，铲下了第一锹土。没有烟花，没有爆竹，没有长篇大论的讲话。沐斌只说了两句话：“奠基。”然后一锹土扬起来。工匠们接了第二锹、第三锹，基坑渐渐地不再是一个坑，而是有了形状。

黄梅天刚过，长江边又湿又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衣裳贴在身上黏糊糊的。沐斌站在基坑边上，看着那些光着膀子的汉子们，运土的、打桩的、砌石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在闷热的空气里滚来滚去。他知道，从今天起，接下来的三年，他要和这群人一起，在这条路上摸爬滚打。

“沐大人！”一个工头从基坑里爬上来，满脸是泥，“北边那段勘探过了，土质不好，全是流沙。路基没法打，得绕。”

沐斌接过图纸，蹲在地上看了一会儿，用炭笔改了几条线。

“绕三里，走那片高地。多出来的里程，臣会核算清楚再报。”

“是！”

消息传到大同，已经是八月了。

朱允熥站在城墙上，手里捏着沐斌从应天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京汉铁路动工了，应天到汉口，三年后通车。到时候，从汉口坐火车，转船，再到天津，再转另一趟火车，到大同。他想都不敢想。他在大同守了将近三十年，回京的次数屈指可数。每一次回去，骑马要走大半个月，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王爷，您笑什么？”亲兵在身后问。

朱允熥愣了一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笑了。他把电报折好放进怀里，转身望着北方苍茫的塞外草原。风很大，吹得他的披风猎猎作响。

“没什么。去巡营吧。”

九月底，朱雄英去了一趟工地。

他没有通知沐斌，没有带大队人马，只带了朱允炆和几个侍卫，坐了一节普通的火车车厢，在合肥站下了车，换马车往北走了一段。远远地，就看见铁路的路基像一条土黄色的长龙，从东边延伸过来，看不到头。路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有的挑土，有的打夯，有的抬石头，号子声震天响。

朱雄英没有走近。他站在远处的小山坡上，看了一会儿。

“允炆，你小时候，父皇带你去过凤阳。”朱雄英忽然说，“那时候的路，你还记得吗？”

朱允炆点了点头：“记得。土路，坑坑洼洼的，马车颠得儿臣好几次差点摔下来。父皇说，大明的路不好走，要让后人把路修好。”

“现在，路在修了。”朱雄英转过身，朝马车走去。

风吹过山坡，路基上的那面红旗猎猎作响，夕阳把整个工地染成了金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