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排的学生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弯腰捡起苹果，捧在手里。赵明走过去，接过苹果，举起来，指着它：“这个苹果掉在地上，不是因为它不喜欢树，是因为大地有一种力量，把东西往自己身上拉。这种力量，叫地心引力。”
他在黑板上写了“地心引力”三个字，又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从苹果指向地面。
“地心引力无处不在。你跳起来，会落回地面，因为地心引力在拉你。你扔一块石头，它会掉下来，因为地心引力在拉它。就连月亮，也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才绕着地球转，不会飞走。”
一个学生举手：“赵师傅，如果地心引力把月亮往地球上拉，那月亮为什么没有掉下来？”
赵明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第一堂课就被学生问住了。他想了想，说：“月亮也在往前跑。它跑得快，地心引力拉不住它，它就只能在远处绕着地球转。就像你拿一根绳子拴着一块石头，抡圆了甩，石头跑得快，绳子拉不住它，它就只能在你头顶转圈，不会掉下来。月亮和地球之间，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
那个学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赵明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这些孩子，是真的想学。
朱文奎坐在最后一排，听得入了神。他今年三十五岁了，读过很多书，批过很多折子，可从来没有想过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他一直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苹果熟了就会掉，就像太阳升起来就会落下去一样。可今天赵明告诉他，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叫地心引力。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读的那些书，批的那些折子，好像都浮在表面上。他从来没有追问过“为什么”。
格物课讲了一个时辰，中间休息了一刻钟，接着是算学课。
周老先生拄着拐杖走上讲台，把拐杖靠在讲桌旁边，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同学们，今天讲算学。”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算学，就是算数。算数，就是算账。算账，就是把账算清楚。”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数字。数字很大，占了半块黑板，每一个都写得端端正正。
“你们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道题算出来？”
学生们开始算。有的打算盘，有的在纸上列式子，有的掰着手指头。周老先生背着手，在讲堂里走来走去，看着学生们算题。走到最后一排的时候，他看到了朱文奎，微微一愣，然后装作没看见，继续往前走。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有学生举手了。周老先生走过去，看了看他写在纸上的答案，点了点头。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的学生算出了答案。周老先生把正确答案写在黑板上，转过身，看着学生们。
“算学不难。难的是细心。一步算错，步步错。造桥铺路、造船造炮、算粮算税，都马虎不得。你们以后出去做事，一个数字的小数点点错了，可能就是几千几万两银子的损失，可能就是几十几百条人命。”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所以，算学这门课，不是考你们聪明不聪明，是考你们细心不细心。马虎的，趁早改。改不了的，趁早转行。”
学生们鸦雀无声。从那以后，算学课成了学堂里最安静、最紧张的课。没有人敢马虎，没有人敢走神。因为周老先生的眼睛，比鹰还尖。谁的小数点点错了，谁的进位进错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用拐杖敲着那个学生的桌子，不说话，就那么看着。那种沉默的注视，比骂一顿还让人难受。
下午是外语课。
林翻译官穿着那身藏青色的长袍，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本自编的教材。“同学们，今天讲外语。”
他翻开教材，指着第一页上的几个单词。“英语的‘你好’是‘Hello’。荷兰语的‘你好’是‘Hallo’。葡萄牙语的‘你好’是‘Olá’。”他放慢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带着学生们反复练习。
“Hello——Hallo——Olá——”
讲堂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念诵声。有人念得准，有人念得跑调，有个学生把“Olá”念成了“哦啦”，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林翻译官没有笑，他走到那个学生面前，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发音。那个学生红着脸，跟着念了三遍，终于念对了。
朱文奎坐在最后一排，也在跟着念。他的发音也不好，葡萄牙语的“Olá”他念了几遍都不对，舌头像打了结。陈洪站在门口，听到太子在里面叽里呱啦地念外国话，忍不住低下头，嘴角抽了抽。朱文奎没有看到陈洪的表情，他在认真地跟着念，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他不怕丢人。他是太子，是首辅，可他也是一个学生。学生念不好外语，不丢人。不好好学，才丢人。
傍晚，外语课结束了。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出讲堂，有的在讨论今天学的内容，有的在约着一起去食堂吃饭。
朱文奎从最后一排站起来，腿有些麻。他在那个硬木椅子上坐了一整天——从早上的格物课，到下午的外语课，中间只休息了两次，加起来不到半个时辰。他的腰酸，腿麻，眼睛涩，可他的心里是满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上一次，还是很多年前，父皇亲自教他读书的时候。
他走出讲堂，陈洪迎上来。“殿下，陛下让您回去用晚膳。”朱文奎点了点头，跟着陈洪往外走。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那块匾额——“应天新式学堂”。夕阳的余晖洒在金粉上，那六个字像是在燃烧。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