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刚过，大同就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粒子撒在城墙上，不一会儿就化了。可风大，从草原上灌进来，裹着沙子和冰碴子，打在脸上生疼。城头的旗帜被吹得猎猎作响，旗杆上的绳子绷得像要断掉。

朱允熥站在城墙上，裹着一件半旧的羊皮大氅，一动不动地望着北方。

草原已经枯黄了，灰蒙蒙的一片，延伸到天边。远处的烽火台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沉默的哨兵。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鞑靼人的马队了。自从武康十五年以后，草原上的部落被彻底打散，有的向西逃窜，有的向北迁移，有的归顺了大明。边关的烽火，好几年没有燃过了。

可朱允熥不敢放松。他每天都要上城头看一看，风雨无阻。不是不相信将士们，是他习惯了。守了三十年边关，站在这里已经成了他活着的方式。他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不站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也许，那一天就是他死的那一天。

“王爷，起风了，回去吧。”亲兵在身后劝道。

朱允熥没有动。他的目光还停留在北方，可他的身子忽然晃了一下，像是被风吹歪了。亲兵连忙上前扶住他，这才发现王爷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不是热的汗，是冷汗。

“王爷！王爷您怎么了？”

朱允熥摆了摆手，想说“没事”，可话还没出口，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他猛地弯下腰，咳了出来。地上多了一摊黑色的血。

亲兵吓得魂飞魄散，一把将朱允熥背起来，大步往城下跑去。“传军医！快传军医！”

朱允熥在王府的床上躺了三天。军医换了好几个，有的说他寒气入肺，有的说他旧伤复发，有的说他积劳成疾。说来说去，开的方子大同小异——温补、驱寒、止咳。可三天过去了，朱允熥的烧没有退，咳嗽也没有停，反而越来越重。他开始咳血，不是一口两口，是一碗一碗的。

王府长史急得团团转，连夜给京城发了电报。

“陛下，大同急报。允熥王爷突然咯血，卧床不起，军医束手无策。恳请太医院速派良医，火速来同。——大同都护府。”

电报送到乾清宫的时候，朱雄英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津浦线通车的报告。黄河大桥已经修好了，火车从天津到浦口，全程贯通，比预计早了两个月。这是好事，可朱雄英看着电报，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他把报告放下，拿起那张薄薄的电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咯血。卧床不起。军医束手无策。

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起允熥年轻时在大同城外追着鞑靼人打，一杆长枪舞得虎虎生风；想起允熥在漠北雪地里伏击敌军，冻得嘴唇发紫也不吭一声；想起允熥回京述职时，笑着对他说“大哥，臣弟还能再守十年”。允熥从来没有说过累，从来没有叫过苦。如果不是真的撑不住了，他不会让人发电报。

“传旨，”朱雄英的声音很低，“太医院选派最好的太医，带最好的药，即刻乘快车赶赴大同。沿途各站不得延误。”

“遵旨！”

“还有，”朱雄英叫住陈洪，“告诉允熥——朕等着他回来。”

太医姓林，是太医院院判，已经七十多岁了，本来早就告老还乡了。可太医院里年纪最大的就是他，经验最丰富的也是他。朱雄英亲自点名，林太医二话没说，连夜上了火车。

从应天到大同，津浦线通车后，转京汉线，再转同蒲线，一路换车。林太医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两夜，下了火车又坐了半天的马车，终于在大同城外看到了那座灰扑扑的城楼。

他下了马车，顾不上喝口水，提着药箱直奔王府。

朱允熥躺在床上，瘦了一大圈。他的脸庞凹陷，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嘴唇上结着黑色的血痂。被子还是亮的——可那亮光里，有太多的疲惫。

林太医跪在床前，给朱允熥诊脉。脉象细弱，时有时无，像是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熄灭。他抬起头，看了看朱允熥的脸色，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沉默了很久。

“怎么样？”朱允熥的声音很轻，轻得像蚊子叫。

林太医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来，走到外间，对王府长史说：“王爷的旧伤太多了。左腿有箭伤，右肩有刀伤，胸口的肋骨断过两次，肺部的寒气积了二十多年。这些年，他全靠一股气撑着。现在那股气散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长史一个人能听见，“准备后事吧。”

长史的脸一下子白了，人站在那里，腿在抖。

“林太医，真的没救了？”

林太医没有回答，转身进去给朱允熥开了一副缓解痛苦的方子，然后独自走到王府的院子里，蹲下身，无声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