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上午时间都耗费在缓慢而乏味的工作中，都是那些永远写不进战报里的琐事——报告、清单，与镇公所里关于配给券和劳动力指标的无聊讨论。那个消失的俄国劳工没有出现在这些纸面上的话题里。

正午时分，法国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庭院，有的人戴着市政袖章，有的人是在袖口或胸前别着号码牌，从东线运来的俄国苦工则单独站在一旁，语言不通还受排挤，工头拿着写字板来了后他们就排成一队被分配任务。铁锹。手推车。把这个搬到这里，把那个搬到那里。

梅茨格站在院子边，手里也拿着一张表，等卡尔走近，他就开始打报告：“就是他，长官！”他眼睛瞟向那个坐在台阶上休息的法国人。“昨天他也在抱怨。抱怨工时，抱怨饭菜，叫他干活都不肯。”

那人大概四十多岁吧，鬓角的头发已经开始泛白，赤着的手布满厚重老茧，打着补丁的外套在身上格外单薄，胸前戴着镇公的徽记。直到工头大声吼出他的名字，他才站起来。

“勒费弗尔！”拿写字板的男人厉声叫道，“站起来，放尊重点，军官在这呢！”

勒费弗尔慢吞吞地从台阶上撑起身，视线只在那几身原野灰制服上掠过一刻，就又躲开，好像他真的只是在看脚边的碎石。

“桥上的工作按计划在推进吗？”卡尔对这个法国工头说。

男人赶紧把写字板抱得更紧了一点，显然对这种“安全话题”如释重负。

“是的，军官先生。我们今天早上弄好了西侧的沙袋线。这组人是负责北岸的。我们……我们少了两个人，不过我们能应付。”他话说到一半，眼角忍不住狠狠剜了勒费弗尔一眼，几乎没掩饰自己的烦躁。

卡尔不置可否，他真正关心的是沙袋，而不是那个人。

在他身后，梅茨格清了清嗓子，然后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对工头说：

“就是他一直在拒不服从命令？”他这句话生硬得像课本里直接抄出来的。

工头犹如狗啃骨头一般抓住机会。“是啊，是啊，前天他就开始了，说他累了，腰酸背痛，老婆病了，家里太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今天他就又开始胡闹了。”

“可我又没有拒绝干活，”勒费弗尔声音嘶哑。“我拿了铲子。我现在还在这里。”

“你是在别人都来回两趟后才拿的。”工头立即驳回去。

“你有义务完成当局指派的工作，勒费弗尔，”梅茨格不高兴地说，“任何拒绝或拖延都会被记录在案并受到惩罚，你明白吗！”

“但我的妻子她病得很重。我在这里干活，就代表我不能在她身边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