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疏于工作，你妻子的境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除非你觉得美国人会是更仁善的雇主！”

他挺起胸膛，有点太骄傲了，有点太渴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几乎长不出胡子，但他却在这里，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一样试图教训人。

勒费弗尔沉默不语。被这样当众训话，对象还是个年纪小得可以做他儿子的德国孩子，手上连泥瓦刀有多重、推独轮车推到手指发麻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

“明白了。”他低声说。

“很好！”梅茨格满意地在表格上记了几笔。

卡尔站在原地看着，没有插手。这对他来说也有用：那孩子在试着把灌进脑子里的那些句子穿在身上，看看拥有权力是什么感觉，丝毫没有怯懦，还很乐意干活；工头也满意了，他刚刚那一肚子气在军官面前得到了“回应”，训斥已经传达，名字也已明确标注，接下来那人还会照样去桥上搬沙袋，晚上就会拖着疲惫和怨恨回到家。他要么继续忍耐，要么崩溃，要么在有人递枪的时候接过来。

卡尔在别的地方见过无数次同样的轨迹。那些俄国佬也是这样的。

在苏联的那个冬天，工队俘虏们的棉袄上绑着号码牌，步履蹒跚。工地是一段需要清理的路，负责押队的是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志愿看守，脸蛋冻得通红，热情燃得厉害。他本就是个反苏分子，在战俘营饿得要命后就主动投敌了。只要俘虏里有人走慢了一步，他就用枪托狠狠砸过去，一下，两下，嘴里喊着懒惰、猪猡、不识好歹。

卡尔站在不远处观望，雪花粘在他的睫毛上。他当时也是个手里拿着笔记本的士官，记录着有多少人到达，有多少人还能活着返回营地。拳头砰地落在战俘背上。米什卡直起身子，又弯下腰继续用钢盔挖雪。

后来，活干完，俘虏们排队列队准备押回营地。米什卡就排在队尾。他呼吸急促，手掌被磨得破皮见血。点名时，卡尔喊出他的号码和姓氏，他毫不犹豫答了一声，没什么感情，单纯是被点名者按部就班的回应：在，尚在此列。

最后天气越来越糟，食物越来越少，营部指挥官认为，有些人已经不值得再浪费面包了。他列了一张名单，用铅笔写着名字和编号。名单列好了，名字和号码用铅笔写成一排。卡尔也在场，和连长一同旁观那些战俘被带到卡车棚后面。米什卡也在其中。这次他走得分外轻松，雪地在他靴子下吱吱地响。

那里非常安静，枪声此起彼伏，旋即被雪掩埋。

天色暗下来后卡尔坐回自己的桌子前，灯光在纸面上铺出一层暖黄。窗外的广场逐渐模糊，他只能勉强辨出悬铃木的轮廓和教堂那块更暗的影子。

梅茨格坐在门边的小桌旁，埋头专于自己的记录与笔记。偶尔他打个哈欠，都会立刻用手遮住，好像连疲倦也必须要约束，按照纪律来行事。

卡尔撰写完当天报告后就签了名，放进待发文件格。他毫不费力地就能想象出那个逃亡的俄国人此时此刻的样子：蜷缩在沟渠或树篱里饥寒交迫，大概是个矮壮的人，手上的裂口像勒费弗尔那样深，肩膀像米什卡那样宽，是头没窝的狗熊，正小心翼翼穿行在异国他乡的森林里。

他并不特别想再见到那个人。

如果那人被抓住了，就会马上受到宪兵惩罚；如果没被抓住，饥饿、恶劣的天气，或者某个拿着猎枪的紧张农夫，都可能解决掉这个人。无论如何，卡尔的任务都一样：确保报告上的记录已填写完毕，各项措施已落实到位，安全机制按预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