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帅说了，南边的海归他管。侯爷的船，最好不要南下。”

正月二十五，第三艘商船在福州外海被拦截。

这一次不同。船上满载的是从日本换来的白银和硫磺，价值数万两。

郑家的人没有扣押货物，而是直接在海上将船只凿沉，船员被救起后丢在福州港外的一个小岛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三天后几名幸存船员被过往渔船救起，辗转回到登州时，已是二月初。

二月，太原总兵府。

王景安坐在书房中，面前摊着三份不同的损失报告，每一份都来自登州李信的快马传书。

宋献策站在案前，低声禀报：

“一月份至今，登州港往南发出的商船共十二艘，被拦截的七艘，完好返回的只有两艘，另有四艘没有消息，恐怕也凶多吉少。直接损失货物折银约四万余两，另有两艘船被扣，连同船上水手的抚恤和赔偿约一两万。合计六万两上下。”

他停了下，补充几句：“如果算上后续订单无法按时交货、西洋商人开始陆续撤单造成的间接损失，可能会更多。”

王景安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叩着扶手，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西洋商人撤单的有几家？”

“葡萄牙人的两个商号已经暂停了下订，西班牙人的那条路子也收紧了。只有威尼斯的索菲亚·莫罗西尼女士托人带了口信，说她暂时不下单，但也不撤单，等您这边情况明朗再谈。美第奇那边？”

宋献策微微抬眼看了看王景安：“卡洛琳小姐没有表态，但也没有下单。”

王景安冷笑一声：“都是些墙头草而已，我说过，道德只能约束自己，武力才能约束别人。”

看到他久久不说话，宋献策问：“侯爷在想什么？”

“我在想，郑芝龙是海上霸主，他的利益在海上。商船过了台湾海峡往南，他在海上截船、收保护费，这些都是他的本行。但他在陆地上也有那么多利益？”

他转过身来：“郑芝龙封海堵我，断的是我的商路。可他这么卖力，图的是什么？海上的保护费，大头从来都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交。我的商船被截、货物被扣，他的收获也不过是几万两银子的货，还要分给手下去养船养兵。为了这点银子，值得他把全部海上兵力都撒出来封海？他消耗的粮草和弹药都不止这些。”

宋献策微微一怔，随即点头：“侯爷的意思是，郑芝龙这么做，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王景安正要开口，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是亲兵的通报：“侯爷，暗查司王枭求见，说有重要情报。”

“让他进来。”

书房的门被推开，王枭大步跨进门槛，风尘仆仆，脸上带着赶路后的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