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忠是都察院的老御史，平时不站队，不掺和文武之争。今天忽然上书参上官弘和刘季，还扣了个‘谋反’的帽子。这个折子来得太巧了，沈家案刚结，他就参上官弘。沈家倒了，江南的老户不高兴。上官弘在上海港建港、造船、招商，把江南老户的买卖抢了一半。他们不敢明着说上官弘不好，就拿朱求桂说事。”

“皇上的意思是，查赵秉忠背后的人？”王枭问道。

“查。但不光查赵秉忠。查他最近跟谁见过面，收了谁的银子，替谁递的话。赵秉忠一个老御史，俸禄有限，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紧。他忽然上书参一个上海县令，总得有个由头。”

王枭应下，当天就动手。

他没惊动赵秉忠，先查了赵家的账。赵秉忠住在城南一条老巷子里，三进院，不算阔气，但也不寒酸。王枭的人蹲了三天，发现赵家最近多了一笔银子。

三千两，存在利民银行南京分号，存折上写的是赵秉忠老婆的名字，存银子的时间是沈家案收网之后的第五天。

王枭又查了赵秉忠的往来。赵秉忠平时跟江南的士绅有来往，但不多。最近一个月，他去过两次松江府城，住在城南一家客栈里。客栈的伙计说，赵秉忠每次来都有人请吃饭，请客的是个姓吴的商人，做丝绸生意的，苏州府人。

王枭把姓吴的商人查了一遍。

吴老板，苏州府人，做丝绸生意，在松江府和苏州府有两间织坊。

沈家案发后，沈家的布庄、船行被没收，吴老板趁机低价买了两间沈家的铺面。但他买的铺面在上海港边上，离上官弘的港口不远。

上官弘在港口收布，价比市价高，吴老板的织坊出的布，以前卖给沈家，如今卖给上海港。他本该感谢上官弘，但他没有，因为上官弘收布虽然价高，但税也收得严。吴老板以前走沈家渡的私港，报三成税，剩下七成走私。如今沈家渡封了，他得走上海港，一匹布交一成税。利薄了三成。

王枭把查到的报给王景安。

王景安听完问：“吴老板出银子，赵秉忠递折子。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他们想干什么？”

“吴老板想让上官弘离开上海港。上官弘在，税就严。税严了，走私就走不通。走私走不通，吴老板的利就薄。他不敢明着跟上官弘斗，就找赵秉忠上书，把上官弘跟朱求桂的事翻出来，扣个谋反的帽子。查起来了，上官弘就得停职。停职了，上海港就没人管。没人管了，吴老板的货就能走私港。”

王景安说：“赵秉忠一个老御史，为了三千两银子，就替人递折子参一个县令？”

“赵秉忠的儿子去年捐了个官，分到苏州府当通判。吴老板在苏州府有关系，赵秉忠的儿子能分到苏州府，是吴老板帮的忙。这回吴老板又给了三千两，赵秉忠推不掉。”

王景安沉默了一瞬，说：“查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