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贵州光复，他们在贵阳城里奔走联络，联络新军，联络哥老会，联络学界，出了大力。

这些人不是土匪，不是乱党，是革命同志。”

孙先生先给此事定性，安抚住大部分人。

“这件事，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暴行。

我作为革命党人，对这件事感到痛心，对自治学社的同志，对死难者的家属，深表同情。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

清帝刚退位，南北和谈到了最后一步。

袁世凯在北京等着接事，各省都在等中央的号令。

全国统一的大局，眼看就要成了。这个时候，

贵州出了这件事，怎么办？”

孙先生顿了顿，

“有人主张武力干预。我理解这个心情。

螺蛳山的死者是我们的同志，丁锦和刘显世欠下的血债，不能一笔勾销。

但我要问一句，现在动武，谁去打，怎么打？

真要动武，就得从外面调兵进贵州。

这话说得容易，但是其中的困难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其实也都清楚。

我不是不想办这件事。我是说，现在办不了。

全国统一的大局刚有起色，革命阵营内部的刀子先亮出来，不管砍在谁身上，流出来的血都是革命党人的血。

外面北洋的兵还在，列强的军舰还在，各省观望的人还在。

我们这边自己先打起来，让他们看笑话，让他们趁虚而入。这个代价，付不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走外交和通电的路子。

临时政府发通电，措辞要硬，谴责滥杀行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抚恤死难者家属，查办螺蛳山的主谋和执行者。

通电发给全国各省都督府。

等全国统一的大局定了，再来查办这件事，那时候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一个也跑不掉。”

他说完，朝黄兴点了点头。

黄兴坐在旁边，一直没有插话，此刻也点了一下头，脸上的表情没有松，但也没有再坚持武力干预的主张。

议事厅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有几个议员先后站起来发言，措辞不同，但意思都往孙中山先生的方向靠。

道义上谴责，外交上施压，通电调停，优先保全大局。

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办，死难者的家属怎么交代，自治学社的同志怎么安抚”。

孙先生听完，补了一句。

“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临时政府出一笔钱，通过贵州的商会和士绅转交，不让刘显世经手。

其他自治学社的同志，到南京来的，政府安排住处和差事，不让他们在贵州再受迫害。

这些事，现在就办。”

议事厅里的人陆续散了。

秘书开始拟通电稿，把“谴责滥杀”“释放被捕人员”“抚恤死难者家属”“查办主谋”几条写进去。

报告提交上去后，措辞又反复修改了两遍。

把“丁锦部立刻撤出贵阳”改成了“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把“弹劾刘显世”改成了“听候中央查办”。

最后强调，必须立刻停止报复贵阳城内的搜捕行为，确保贵阳乃至整个贵州的平稳秩序。

黄兴等人看着最后的定稿，也都没有再说什么，直接提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随着这份稿件一起的发出去，还有一份发往常德的电文。

反复训令杨荩诚等军官，必须克制部队复仇情绪，严禁私自进军黔境，避免破坏南北停战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