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民国旧影文里的痴心大小姐49(1 / 2)

林观潮没有直接回公寓。

她在中途叫停了黄包车,在一家还亮着灯的烟纸店买了一包火柴。烟纸店的老板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从柜台后面摸出一盒火柴递给她,找零的时候硬币在柜台上叮叮当当地滚了两圈。她收起零钱,转身走出店门,站在街边,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身后的街道。

街上行人不多,几个晚归的职员模样的男人正低头赶路,一对年轻夫妻推着一辆婴儿车慢慢走过,车轮在石板路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她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也没有放松警惕。她步行穿过了两条横街,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里光线很暗,只有尽头处一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她走到巷口,又换了一辆黄包车,绕了一段路,确认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之后,才回到了亨利公寓。

她上楼,进门,反锁,在黑暗中站了片刻,然后才拉开灯。

灯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她眯了一下眼睛,等瞳孔适应了光线,才走到书桌前,放下手袋,脱下开衫,在椅子上坐下来。她翻开那本蓝色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一行字:

“疑似被跟踪。身份不明。需提高警惕。”

她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想了想,又在

“特征:灰色短打,鸭舌帽。曾在古云斋附近出现。可能与翻办公桌者为同一人或同一方。”

她合上本子,将其放回书架后的暗格里,然后吹熄了桌上的煤油灯。

黑暗中,她坐在椅子上,没有立刻起身去洗漱。

她望着窗外被路灯照亮的梧桐树枝,在脑子里将今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重新过了一遍。她说的每一句话,她停顿的每一个地方,她微笑的每一个角度。她想起那位圆框眼镜教授点头时的幅度,想起那个蓝布长衫年轻人抬头时的眼神,想起顾太太那句意味深长的“那不是你真正想写的东西”。

顾太太那句话,让她心里不太踏实。那句话太准了,准到像是有人隔着她的皮肉,看到了她骨头里藏着的东西。她不知道顾太太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无论如何,那句话都说明了一件事:她的伪装没有她以为的那么完美。她文字里的“克制”,被人看出来了。

还有街对面那个拿着反报纸的男人。他的鸭舌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但他站在那里的姿态太刻意了,刻意到像是专门摆给别人看的。一个真正在等的人不会那样站,一个真正在读报纸的人不会把报纸拿反。他是来盯她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只是她不知道他是哪一方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步被人盯上的。是从古云斋开始的,还是从孙太太的牌局开始的,还是更早。也许从她回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注意到她了。也许她自认为的那些安全措施,在某些人眼里,从一开始就是透明的。

但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必须走每一步都像在薄冰上行走。轻盈,稳定,不留痕迹。

她终于起身,去洗漱,然后上床。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她太累了,身体比她愿意承认的要疲惫得多。但她睡着之前,脑子里最后闪过的一个念头是:明天,要换一条路去报馆。

沙龙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廖文彬正好有事路过严景修的码头,便顺道上楼坐了坐。

严景修的办公室在码头仓库的二楼,窗户正对着黄浦江,能看到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货船和驳船。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叶子黄了大半,大概是没有人记得浇水。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茶叶味和纸张的油墨味,桌面上摊着几份货运单和一本翻开的账册。

两人喝了一壶茶,聊了几句闲话。廖文彬说起了最近报馆的发行量,严景修说了几句码头上的生意,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像是两个老朋友在消磨一个寻常的下午。

然后廖文彬提起了昨晚的沙龙。

“严老板,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位林小姐?”

严景修正端着茶杯,听到这话,抬起眼来:“怎么了?”

“她可不简单。”廖文彬放下茶杯,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昨晚在座的有好几位大学教授,还有几个自诩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一整晚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林小姐全程没怎么说话,就最后说了一句,一句就把所有人都比下去了。”

廖文彬将林观潮那句话复述了一遍。他复述的时候,语气放慢了一些,像是在品味那句话的每一个字。

严景修听完,没有立刻回应。他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咀嚼那句话的味道。茶已经有些凉了,入口带着一点涩,但他没有在意。

“她还跟顾太太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廖文彬继续说道,“顾太太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她在上海教育界待了二十年,什么人没见过?能让她拉着聊一个小时的人,整个上海滩也数不出几个。”

严景修依然没有接话。

他将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目光望向窗外灰白色的天空。江面上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过,烟囱里吐出的黑烟在风中散开,像一团化不开的墨。他看着那团黑烟,看了很久。

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波澜。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又叩了两下。

他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嗯。”

廖文彬见他反应平淡,便也没有再多说,又聊了几句别的,便起身告辞了。严景修送他到楼梯口,握了握手,看着他走下楼梯,然后回到办公室里,重新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但廖文彬走后,严景修没有离开那把椅子。

他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灰白色的天空,坐了很久。桌上的茶已经彻底凉了,文竹的黄叶在风中微微晃动,江面上的货轮已经驶远,只剩下一道淡淡的烟痕挂在天边。

“一个国家的文学首先要能写出这个国家的人真正在经历什么。”

这句话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人的原创性。类似的言论,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那些大学教授在讲台上讲过,那些报馆主笔在社论里写过,那些进步青年在咖啡馆里争论过。但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让他觉得意外。

他一直以为她只是一个聪明的、漂亮的、懂得如何与人周旋的女人,一个在乱世中为自己谋取生存资本的精明女子。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她们美丽,她们聪明,她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说一句恰到好处的话。她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的是她们的容貌和心计。他一直以为林观潮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