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没有动，他坐在那里，手指搭在酒坛的边沿上，目光落在桌上那碟花生米上，半天没出声。

丁伟等着，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起来。农庄外面有风，吹得窗棂轻轻响了一声。

屋子里忽然很安静。林译抬起头，看着丁伟的眼睛，声音不高，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老丁，你说……还有好菜吗？”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丢进了深潭。丁伟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僵住了。先是嘴角的笑意散了，然后是眼里的光暗了，最后连肩膀都塌了下去。

他愣在那里，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酒坛子还在桌上，酒香还在屋子里弥漫，可那些热闹、那些得意、那些拍桌子瞪眼的底气，一下子全没了影儿。

他缓缓抬起手，意兴阑珊地朝门外摆了摆，那手势不像在吩咐人，倒像在驱赶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抬下去，抬下去……”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只剩气音，“老子没胃口了。”

没有人动。酒坛子还搁在桌上，樟树酒厂的酒坛还没拿来。丁伟转过身去，面朝窗户，留给大家一个沉默的背影。

这是因为此时对北越的援助，已经到了鼎盛状态，并由此形成了华夏对外援助的最高标准和行事规范。

在这样的要求下，政治永远摆在第一位。援外人员被反复强调必须贯彻国际主义精神，只许做好，不许做坏。

对外贸易部颁发的《援助守则》里写得明明白白：要毫无保留地将科学技术传授给“我们的兄弟”，同时防止一部分人在思想和作风上出问题，警惕有人耍脾气、尥蹶子。

可日子久了，北越那边渐渐有些得寸进尺。要求越来越多，条件越开越离谱，许多同志心里头都不太舒服。

就拿1960年6月来说，北越提出要奶牛。北京农垦局接到任务，立刻调运黑白花乳牛一百头。

可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首都市场牛奶供应已经紧张得不行。市里领导专门找到农垦部商量，希望能留下这批乳牛，先保障市内供应。

按照当时政府的批示，牛奶要优先保障各界卓越人士的家庭，尤其是参与化工建设的科研人员家属，那都是国宝级的人物，由于牛奶金贵，算是特别补助。

可“国际主义义务”这几个字压下来，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京郊三大农场最终还是照办了。

然而对方不但不领情，反而甩出一份极其详细的选调标准：黑白花乳牛，母牛三到六岁，体重三百五十公斤以上，泌乳期产乳量三千五百公斤以上。蹄形要正，要结实；母牛的乳房和乳头要健康，发育要正常；毛色要黑白花或白黑花。

说白了就是，牛送到了不成，还得由着他们“选美”。

结果，首都许多领导主动退订了自己那份牛奶，让给了科研人员和曲艺工作者。喝不上奶的，没人抱怨；挤出奶送出去的工作人员，心里却像堵了块石头。

又比如北越用的窄轨蒸汽机车。这种车型在国内已经很少了，只有晋省还留存一些。

为了支援盟友，晋省的科研人员跑到越北各种线路上做牵引试验，机车厂加班加点制造，最后质量完全符合要求，甚至在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可东西到了北越，人家不满意。退回来，挑毛病。先是说机车的后钩是个死钩，没有缓冲作用，在北越多坡的线路上跑起来老是出毛病，要求改进。

改完了，又说锅炉是铆接的，不安全，要改成焊接。焊完了，又抱怨司机室又小又热，要求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