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门诊收费处的夜班像口深井，往下望是无尽的黑。我把搪瓷杯放在饮水机下，“咕咚咕咚”的水声在空荡的大厅里撞出回声，惊得墙角的拖把都晃了晃。工位顶上的灯是节能灯泡，昏黄的光打在键盘上，字母像蒙了层灰，看久了眼睛发涩。

“省点电。”护士长查房时总说，手里的电筒光柱扫过收费窗口，“后半夜没人，开一盏够了。”

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秒针“咔哒”跳着，像有人在数我的心跳。儿科门诊的方向偶尔传来孩子的哭嚎，尖利得像指甲划过玻璃，很快又被护士的安抚声压下去。我打了个哈欠，指尖在键盘上敲出“儿科”两个字——今晚的处方单，粉色的占了大半，都是来看发烧的小孩。

接满水转身时，窗口外传来“笃笃”声。

我心里“哦”了一声，夜班虽淡，总有急病号。把水杯往桌角一放，杯底的水痕印在桌面上，像朵没开的花。“挂号了吗？”我一边问一边抓过处方单，视线刚落在粉色的纸页上，就听见个男人的声音：

“交儿科的费。”

声音很哑，像被砂纸磨过，带着股寒气，顺着窗口的缝隙钻进来，吹得我后颈一凉。我抬头看了眼，窗口站着个人，穿件军绿色的大衣，领口立着，遮住了半张脸。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见他的下巴，胡茬青黑，像刚从冻土里刨出来的。

“姓名？”我敲着键盘，余光瞥见他的手搭在窗台上，手套是深灰色的，指关节处磨出了白茬，“金额八十七块五。”

他没说话，递进来一张百元钞。钞票边缘卷着，沾着点黑灰，像从煤堆里捡出来的。我低头找零，指尖触到钞票时，冰凉的触感顺着指腹爬上来，像攥着块冰。

“找您十二块五。”我把钱递出去，他的手接过去，手套蹭过我的指尖，硬邦邦的，不像活人的手。

这时候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站的位置太靠后了，按理说交完费该转身走，可他还站在那里，军大衣的下摆垂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厅里的风从他身后钻进来，掀起衣角，我看见大衣里的衣服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像住院部病人穿的病号服。

“还有事？”我抬头问，正好对上他帽檐下的眼睛。

那是双什么样的眼睛啊——浑浊的，像蒙了层霜，眼白里的血丝红得发黑，死死钉在我脸上。他的眼袋很重，松垮垮地垂着，像挂了两个小布袋，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青黑色。

我心里“咯噔”一下，莫名想起上个月儿科去世的那个小男孩，急性肺炎，送过来时已经没气了，他爸就是穿着件军大衣，在走廊里蹲了一夜，眼袋垂得和眼前这人一模一样。

鬼使神差地，我伸手按了墙上的开关。

“啪”的一声，收费处所有的灯都亮了。惨白的光瞬间灌满大厅，照得窗台上的粉色处方单泛着冷光，也照亮了窗口外的位置——

空的。

刚才站着人的地方，只有窗台上那十二块五的零钱，被风吹得轻轻晃了晃。军大衣、帽檐、那双浑浊的眼睛，全都不见了，像从未出现过。

我盯着空窗口，手里的处方单“啪”地掉在地上。搪瓷杯里的水还冒着热气，可我浑身却像被泼了桶冰水，从头顶凉到脚跟。

“人呢？”我下意识喊了一声，声音在大厅里飘，撞在玻璃门上又弹回来，变成细碎的回音。

难道是蹲下了？我趴在窗口往下看，窗台底下空荡荡的，只有打扫卫生的拖把，杆上的布条蔫蔫地垂着，像条死蛇。

“有人吗？”我敲了敲玻璃窗，“刚才交费的师傅？”

没人应。

大厅里静得可怕，只有挂钟的“咔哒”声，还有远处儿科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哭声。我抓过钥匙串，手指抖得厉害，钥匙环撞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在这寂静里格外刺耳。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寒气涌进来，不是大厅里的穿堂风，是带着点消毒水和土腥味的冷，像从太平间飘过来的。我快步走到窗口外，脚刚站稳，就看见地上有串脚印。

不是我的。

是军大衣那人的，鞋底沾着黑灰，印在瓷砖上，从窗口一直往儿科门诊的方向延伸。脚印很淡，像很快就要消失，边缘处已经开始模糊。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攥着钥匙的手心全是汗。顺着脚印往前走，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发虚。儿科门诊的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护士站的小姑娘正低头写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能听见。

“小张，”我推开门，声音发颤，“刚才有没有人从这儿过？穿军大衣的，交儿科费的。”

小张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也熬得够呛。“没有啊，”她揉了揉太阳穴，“后半夜就没见过人，除了刚才三楼住院部的李姐来拿药。”她指了指走廊尽头，“怎么了？”

我指着地上的脚印：“你看这个。”

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眉头皱了皱：“哪有脚印？王姐你眼花了吧？刚才保洁阿姨刚拖过地，干干净净的。”

我低头一看，愣住了——刚才明明有的脚印，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瓷砖光溜溜的，映着顶灯的影子，连点黑灰都没有。

“不可能……”我喃喃自语，“我明明看见的……”

“是不是太困了？”小张递给我杯热水，“你都连值三天夜班了，要不眯会儿？我帮你盯着。”

我接过水杯，指尖触到杯壁的温热，却没觉得暖和。这时候，对面药房的灯亮了，值班的刘姐推门出来，手里拿着个药盒，看见我就问：“刚才听见你这边有动静，咋了？”

“刘姐，你刚才看见穿军大衣的人没？在收费处窗口。”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刘姐愣了愣，摇了摇头：“没啊，我一直在看电脑，药方都没停过。要是有人从药房门口过，我肯定能看见。”她往收费处的方向瞟了一眼，“你咋了？脸色这么白。”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两个值班的人都没看见，地上的脚印也没了，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可那军大衣的触感、那沙哑的声音、那双浑浊的眼睛，都真实得不像幻觉。

回到收费处，我把所有的灯都开着，不敢再关。趴在窗口往外看，大厅空荡荡的，只有灯光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有人站在那里。我拿起那张粉色处方单，上面的名字是“李明浩”，三岁，发烧39度。

这名字有点耳熟。我翻了翻抽屉里的收费记录，上个月儿科去世的那个小男孩，也叫李明浩。

搪瓷杯里的水凉透了，杯壁上凝着水珠，像哭过的痕迹。

第二天早上八点，交接班的同事推门进来，吓了一跳：“王姐，你咋开这么多灯？脸白得跟纸似的。”

我把昨晚的事说了，她手里的钥匙串“啪”地掉在地上，捡起来时手还在抖：“你别吓我……这地方邪乎得很，前几年有个护士值夜班，说看见太平间门口站着个穿病号服的，结果第二天就辞职了。”

“我想查监控。”我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证明自己没眼花。

同事却拉住我：“别去了，王姐。监控室的老李说，门诊大厅的监控到后半夜就模糊，好多回了，查也白查。”她压低声音，“再说，这事儿传出去不好，领导知道了该说我们宣传封建迷信了。”

我没听，交完班就往监控室跑。走廊里遇见查房的护士长，她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像知道了什么。“小王，昨晚没事吧？”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别熬太狠，容易出幻觉。”

我心里一沉，看来同事把这事告诉她了。

监控室在门诊楼的地下室，潮得很，墙角长着青苔，像块块绿斑。老李正趴在桌上打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桌上的搪瓷缸印着“先进工作者”，掉了块漆。

“李师傅，醒醒。”我推了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