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猛地惊醒，揉着眼睛：“咋了？出啥事了？”

“我想查昨晚十一点的监控，门诊收费处窗口。”我说，“大概十一点十分左右，有个人来交费。”

老李的脸色沉了沉，慢悠悠地打开电脑：“查那干啥？后半夜的监控不清楚。”

“我就想看看。”我坚持着。

电脑屏幕亮起，监控画面模糊得像打了码，绿色的雪花点在屏幕上跳。老李调出收费处的画面，十一点零五分，我接水的影子在画面里晃；十一点零八分，窗口外好像有个黑影，但看不清是什么，像团模糊的雾；十一点十分，我突然站起来按开关，灯光亮起——

窗口外是空的。

没有军大衣，没有帽檐，连我递出去的那十二块五零钱，在监控里都看不见，像被雪花点吞掉了。

“你看，啥也没有吧。”老李关掉监控，“我说了后半夜不清楚，你肯定是太困了，看错了。”

“不对，”我指着屏幕上的时间，“十一点零九分，这里有个黑影，你放大看看。”

老李叹了口气，点了放大键。黑影变得更大了，却更模糊，只能看出是个人形，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军大衣的轮廓隐约能看见，却像被水打湿的墨，晕开了边。

“就是个影子，”老李关掉页面，“设备老化了，很正常。赶紧回去睡觉吧，丫头，再熬就该出事了。”

走出监控室，地下室的寒气顺着裤腿往上爬。我知道老李在敷衍我，那不是设备老化的影子，那就是昨晚的军大衣。可我没证据，监控模糊，没人看见，连地上的脚印都消失了，我就像个说胡话的疯子。

太困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眼皮就开始打架。也许真的是幻觉，连续三天夜班，铁人也扛不住。我打了个哈欠，往门诊楼外走，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却驱不散骨子里的冷。

到家时，防盗门没关严，留着道缝。我推开门，妈正坐在沙发上择菜，看见我进来，手里的豆角“啪”地掉在盆里。

“你咋才回来？”她站起来，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全是慌，“脸咋这么白？是不是出事了？”

我换了鞋，往沙发上一瘫，累得不想动：“妈，我昨晚值夜班，碰见点怪事……”

把军大衣、空窗口、消失的脚印说了一遍，妈听得脸色发白，手紧紧攥着围裙，指节都白了。“别说了！”她突然打断我，声音发颤，“啥军大衣？肯定是你眼花了！赶紧睡一觉，啥都忘了！”

“我想回医院再查查，”我说，“也许还有别的监控，或者能找到那个交费用的人……”

“不准去！”妈猛地站起来，围裙上的水珠溅到地上，“查啥查？这事儿传出去，你还想不想在医院干了？人家不说你宣传封建迷信？影响多不好！”

她的反应太激烈了，不像平时的样子。我愣住了，看着她躲闪的眼神，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妈，你是不是知道啥？”

妈别过脸，去厨房倒水，声音闷闷的：“我知道啥？就是怕你胡思乱想。医院那地方，生老病死的，难免有幻觉，睡一觉就好了。”

我盯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在抖，像在害怕什么。

倒头睡了一天，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客厅里亮着灯，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相框，用布擦着。我走过去一看，相框里是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抱着个小男孩，笑得很灿烂。男人的眼袋有点重，和我昨晚看见的人有几分像。

“这是谁？”我问。

妈的手顿了顿，把相框放下，用桌布盖住：“你王大爷，以前住在隔壁，他儿子小时候总生病，在你们医院儿科住过好几次。”

“他儿子叫啥？”我追问。

妈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叫明浩，李明浩。后来……后来三岁那年，得肺炎没了。”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王大爷受不了，没过半年也没了，走的时候就穿着这件军大衣，说要去陪儿子……”

我的后背“唰”地麻了——粉色处方单上的名字，李明浩；上个月去世的小男孩，李明浩；妈嘴里的王大爷，穿军大衣，儿子叫李明浩。

昨晚我看见的，根本不是活人。

“他是不是……总穿件深蓝色的病号服？”我声音发颤，想起军大衣里的衣服。

妈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他后来在医院住过一阵子，肺癌，就穿那件病号服……你咋知道？”

我没说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路灯。灯光下，好像有个穿军大衣的影子，正往医院的方向走，走得很慢，一步一顿，像在数着什么。

原来他不是来交费的，他是来给儿子交医药费的。这么多年了，他还记着儿子生病的事，还记着要来医院交费，记着那件军大衣，记着儿子的名字。

而我，鬼使神差地开了所有的灯，把他吓跑了。

第二天去上班，我特意去了儿科门诊，找到护士长，问起李明浩的事。

护士长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本旧病历：“李明浩，三年前去世的，他爸叫王建军，是个退伍军人，对儿子特别好。明浩走后，他总来医院，说要给儿子交后续的治疗费，我们跟他说不用了，他不听，每次都放下钱就走，有时候是几块，有时候是几十，凑够了一次的费用，就又从头开始交。”

“他后来……”

“在我们医院去世的，”护士长的声音低了下去，“肺癌晚期，临终前还念叨，说没照顾好儿子，要去那边继续给儿子交费。”她指着收费处的方向，“他总爱在窗口站着，不说话，就看着，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也没人赶他。”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走到收费处窗口，窗台上还放着那十二块五，被风吹得卷了边。我把钱收起来，放进抽屉的一个小铁盒里。

从那天起，我值夜班时，总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有时候，窗口外会站着个穿军大衣的影子，帽檐压得很低，不说话，就那么站着。我不再害怕，会把粉色的处方单放在窗口，轻声说：“明浩的费交过了，您放心吧。”

他会站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身离开，军大衣的下摆扫过地面，留下淡淡的脚印，很快又消失。

同事说我胆子大了，敢一个人开着灯值夜班。我没告诉他们原因，有些事，不需要说破。

后来医院门诊楼翻新，收费处换了新窗口，监控也换成了高清的。我调去了住院部，很少再回门诊。

临走前，我打开那个小铁盒，里面的零钱攒了满满一盒，都是十二块五、八块三、五块二……零散的，像无数个没说完的念想。我把钱交给护士长，让她捐给儿科的贫困患儿。

“王姐，你信这个？”护士长笑着问。

我望着窗外，医院的草坪上，有个穿军大衣的影子，正和个小男孩的影子追着跑，跑得很快，军大衣的下摆飞起来，像只翅膀。

“信不信的，”我说，“他只是想给儿子交完那笔费而已。”

有些没完成的事，会变成执念，在熟悉的地方徘徊。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拆穿，就当是个迟到的告别，给那些放不下的人，留一点时间，留一点光亮。

就像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打开所有的灯，也许不是为了照亮大厅，是为了让他看清楚，他要找的地方，还在；他没交完的费，有人替他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