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老把头埋得更低，浑身发抖。

“本将不要你的命，也不绝你岛津家名——这是降书里写明了的。”郑成功话锋一转，字字清晰，“但规矩不能破。你现在就回去，把全藩上下、山山洞洞、城里城外，再彻彻底底查一遍，凡是清单上没有的，无论是火药、刀枪还是粮草，尽数补报上来。补得干净，今日之事就当是疏漏；若再查出一处瞒报，就不是疏忽二字能了的，新罪旧罪一起算。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家老如蒙大赦，磕着头退下去，亲自带人把藩内翻了个底朝天，又补报上几处先前漏列的旧藏，这才堪堪过关。

补报完毕，郑成功又把降书里“给藩士一条出路”这一条落到了实处。他没有把萨摩的武士阶层一股脑踩死，而是分出几条路：愿从军的，可通过考核进入新办的警备队、军校，与别处武士一视同仁；愿归田的，分给土地、教新式农法；有手艺、懂营造、会算学的，引荐进工坊和衙署。唯独一条，所有旧武士一律解除私兵身份，不得再聚众、不得私藏兵器。如此一来，原本最可能铤而走险的失路武士，大半被新秩序稳稳接住，萨摩的局面非但没乱，反而比战前更安定了几分。

郑成功特意召见了一次岛津家老，临别时说了一句话：“回去告诉你家藩主，大夏要的不是把岛津家赶尽杀绝，是要这一方的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他守规矩、肯合作，家名可保、富贵可续；若再生异心，今日补报的这几处旧藏，就是前车之鉴。何去何从，让他自己想明白。”家老伏地应诺，冷汗浸透了后背。

经此一事，岛津藩上下再不敢存半分侥幸，老老实实地把兵备、仓储、航路交了个干净。

受降的权责，郑成功也分得极清。他与满桂各管一头、互为见证：满桂陆路受降，封存军仓、清点武库、开通被战火阻断的民路，让百姓能重新通行、做买卖；郑成功海口验船，逐一查验港内每一条船，又顺着岛津交出的线索，把萨摩与琉球之间多年的航路、贸易、国书往来摸了个透彻。两人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所核验的文牍彼此对照，谁也做不了手脚，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为何要分得这么清？”事后有年轻将领问郑成功，“你与满将军同生共死，还信不过彼此？”

“正因为信得过，才更要分清。”郑成功望着港口往来的船只，缓缓道，“受降是天大的事，权柄若是全攥在一个人手里，今日或许没问题，明日就可能生出说不清的嫌疑。两个人分头办、互相见证，既是防着降人耍花样，也是护着咱们自己人——让清白的人永远清白，让带兵的人不被流言和贪心拖下水。这是陛下反复强调的规矩。”

那年轻将领听得若有所悟，重重点头。

萨摩这面样板，就此立了起来：藩主保住了家名和家眷，藩士或入军校、或归田、或转做警备，各有出路；平民得了平价米和医棚，商人重开了海路。九州诸藩、乃至更远的本州大名，都在悄悄打量着萨摩的下场。

只是郑成功心里始终清醒。这一夜，他与满桂对着地图议事。

“萨摩一地降了，不等于九州全定，更不等于日本全定。”他指着北方，“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还在，本州、关东的几十万大军还在，真正的硬仗在后头。咱们不能被一封降书冲昏了头。”

话音刚落，负责在外围巡查情报的一名军官掀帘进来，神色带着几分古怪。

“大帅，满将军，有桩蹊跷事。”他低声禀报，“这些天，除了萨摩，暗中派人来跟咱们接触的，还有另外几路——长州、肥后、土佐，三藩都派了密使，遮遮掩掩地来探咱们的口风，问若是他们也想‘观望’，需要什么条件。”

满桂一愣：“这么快？”

郑成功却并不意外，他指尖在地图上那三个藩的位置缓缓点过，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在盘算往哪边跳了。看来，这日本的棋局，比咱们想的还要活。传令，密使可以见，但话怎么说、条件怎么开，得好好斟酌——他们想骑墙，咱们就借他们的‘骑墙’，把德川家光脚下的墙，一块砖一块砖地抽松。”烛火映着他半边脸，那张年轻统帅的面上，既有渡海征远的沉稳，也有下棋落子般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