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旧关卡的弊，跑过长途买卖的商人，能跟你哭诉三天三夜。

从前的天下，从一地到另一地，一路上关卡林立、厘金重重。一船货、一车货，走出没多远便是一道卡，过一道卡交一道钱，名目繁多：有验货的、有过路的、有护商的、有名目都编不出来的。更要命的是，收多收少全凭关吏一张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塞了好处便睁只眼闭只眼，不塞好处便能把你的货扣上十天半月。一层盘剥下来，货还没到地方，本钱先被扒去好几层，最后这些负担，又都涨进了物价里，由平头百姓买单。

江南有个做茶叶生意的商人，姓周，曾当着采风官的面算过一笔血泪行程。他从徽州收了一担茶，要运到北方去卖，全程不过一千多里地，竟一路过了十一道关卡。头一道，验货的关吏捏着茶包嗅了嗅，说要“开箱查验”，查验费、火耗、规矩钱，名目报了一串；第二道，说他的通关文书印色不清，要重办，不塞钱就扣着不放；第三道更荒唐，关吏说他茶叶“以次充好”要罚没，好说歹说、塞了银钱才放行。等一担茶好不容易运到地头，光路上被扒去的就占了三成多本钱，他若不把售价抬高，就得赔本。“大人，”那茶商苦笑着说，“小人不是黑心要卖贵，是一路上的老爷们，逼着小人把价抬上去的。最后买茶的百姓骂小人奸商，可小人的苦，又找谁去诉？”

这样的故事，审计司攒了成百上千份。也正因如此，商税改革的文书一出，天下商人群情振奋，而那些盘踞关卡多年的关吏，则如丧考妣。

大夏立朝后，陈阳就一直想动这块顽疾。如今借着经略四海、要打通万里商路的东风，商税改革终于推出：撤掉内地和沿海大量重复设置的厘金卡口，改为在港口、大型集散地一次性征清商税，货物只要持有统一的税票，便可在全国通行无阻，任何关卡不得再重复征收、不得无故刁难。

这一改革，对商人、对百姓、对整个帝国的货物流通，都是天大的利好——物流成本降下来，东西便宜了，商路活了，商税的总量反而会因为生意做大而增厚。可对一群人来说，这却是断根的一刀：那些靠着关卡吃拿卡要、上下其手的旧关吏。

于是便有了度支部门口聚众闹事的那一幕。

这些关吏里，既有真怕丢了饭碗的普通差役，也混着些常年靠关卡肥得流油、如今急红了眼的蠹虫。他们不光自己闹，还四处串联，煽动码头上靠关卡吃饭的脚夫、挑夫跟着罢市，扬言“朝廷不让咱们活，大家都别想好过”，几处商道竟真的被堵了半日。

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奏请派兵弹压，先抓几个为首的震慑。奏报到了陈阳那里，他却没有准。

“弹压？”陈阳放下奏报，摇了摇头，“一弹压，倒显得朝廷理亏、只会拿刀吓唬人。这里头的人要分开看：那些贪墨成性、故意煽乱的蠹虫，自然要办；可更多的，是只会盘查收税、如今忽然没了生计的普通关吏，他们怕，是真怕。朕不能把人逼到绝路上，再骂人家为什么造反。”

他定下两手，一刚一柔，同时落下。

刚的一手，交给贺文正的审计司。这些年关卡怎么盘剥、贪了多少，审计司早就攒着一肚子的实据。陈阳让他们把各地关卡历年贪墨、勒索、误商的劣迹，拣证据确凿、数额惊人的，一条条公开登在朝廷的报纸上：某关卡一年正税几何、私吞几何；某关吏如何把一车瓷器扣到碎光、逼得商人倾家荡产；层层厘金如何让一担茶的价钱翻了三倍……桩桩件件，有名有姓、有凭有据。

这一手比派兵厉害得多。报纸一传开，舆论轰然反转。天下商人、百姓这些年被关卡盘剥得苦不堪言，此刻积压的怨气全被点了起来，人人痛骂，原本还对闹事关吏抱几分同情的市井百姓，这下彻底倒向了改革——闹什么闹？合着你们是怕以后没法再吸我们的血！闹事者在舆论上瞬间成了过街老鼠，再也煽动不起脚夫罢市。

柔的一手，是给人找出路。陈阳下旨开设“转岗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