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队接到申诉，查实之后，当即把两人拿下，当众问罪、严惩不贷，又把他们强占的珠场收归、受害的采珠人释放补偿，还顺势立下采珠的规矩：必须配鼻夹、绳索，每日下潜次数有定限，工钱当日结清，谁敢再把人往死里逼，就是这两个包工头的下场。

这一下，沿岸震动。

商头、头人们这才看明白，大夏的军管府不是说说而已，是真敢动真格、真替底层人撑腰的。更要紧的是，他们也渐渐咂摸出了新规矩的好处：盐平价了、商路安了、港口活了、生意反而比从前好做，只要照章纳税、守规矩，再不必像从前那样向各路头人层层进贡、担惊受怕。

有个贩马的头领，原先要打通一路关节，给这个头人送马、给那个税吏塞钱，十成利被扒去三成，还得提心吊胆怕被黑吃黑。领了军管府的牌之后，他赶着马队走商路，沿途有军哨护卫、有补水点歇脚，再没人敢拦路勒索，一趟下来，反倒比从前多赚了不少。他逢人便竖起大拇指：“从前我赶马，怀里揣着钱，心里揣着怕；如今揣着这块牌，走到哪儿都踏实。这样的规矩，我第一个拥护。”像他这样的人一多，军管府的根基，便在不知不觉间扎进了商路和市集里。

于是，观望的人坐不住了，一家接一家主动补上了先前隐瞒的数目，盐井、珠场、马队、港口，渐渐都纳入了军管府的框架。

孙传庭却在一次军议上，给有些飘飘然的部下浇了一勺冷水。

“都记着，军管是过渡，不是长久。”他神色郑重，“眼下军情未靖、人心未稳，用军管府快刀斩乱麻，是不得已。等这片地方安定下来、规矩立住了、本地能做事的人培养起来了，民政、税赋、诉讼，终究要交还给文官去管，军队不能一直攥着地方的权。军队管打仗、管震慑，文官管治理、管生计，军政分开，这地方才能长治久安。谁要是觉得手里攥着地方权柄舍不得放，那便是取祸之道。”

有部将仍不太理解，起身问道：“先生，军队好不容易打下的地方、立起的威望，为何要拱手让给文官？若是文官治不好，岂不前功尽弃？”

孙传庭没有责备，反而耐心解释：“你只看到一时，没看到长远。军人治民，威有余而恩不足，百姓怕你，却不会亲你；且将领久掌一地军政财权，兵是他带的、税是他收的、官是他任命的，时日一久，便成了尾大不掉的割据，朝廷调不动、管不了，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取乱之由。陛下看得极远，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把军政分开——将军管刀锋，文官管耕织，刀锋对外、耕织对内，互相制衡又互相成全。如此，打下的每一寸土地，才永远是朝廷的、是百姓的，而不是哪个将军的私产。”

那部将听得后背微汗，这才明白其中深意，心悦诚服地拜服受教。

众将凛然受教。这番“以军管始、以文治终”的清醒，正是大夏万里开疆却没有被疆土拖垮的根由。

然而，就在军管府着手梳理沿岸、把各地旧记录汇总到一处时，负责文牍的官吏却发现了一桩蹊跷。

“大人，”他捧着几份来源不一的旧文牍，面有疑色，“巴林、卡提夫、阿赫萨这三处，在旧记录里被混作一栏，像是同一个地方。可下官对照实地踏勘和商旅口述，这三处分明各有各的头人、各有各的兵马、各有各的门道，根本不是一股势力。旧记录这么一混，把它们的虚实全搅乱了。”

孙传庭接过文牍，眉头渐渐皱起。他意识到，这片海岸的复杂，远超纸面——那些看似相邻、被外人笼统归为一处的地名背后，是三套彼此独立、关系微妙的势力。若照着一本糊涂的旧记录去经略，轻则认错对象，重则酿成大错。

“传令，”他当机立断，“三处分开，各自重新踏勘、各自摸清底细，谁是头人、有多少兵、跟谁交好、跟谁有仇，一一查明，绝不准再囫囵吞枣。”他指尖在“巴林”二字上一点，“就从这座珍珠岛开始。”窗外，波斯湾的浪涛拍打着礁石，一片等待梳理的崭新疆土，正铺展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征服者面前，也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耐心。而巴林这座珍珠岛，便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