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搞的这个一楼，从试营业那天起就成了工地工人们的固定打卡地。

第一天开业的时候，黄俊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穿着反光背心、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从工地那边走过来，脚步比平时快一些，有人手里还攥着工地上没来得及放下的工具。他们走进大堂之后先是一愣，有的人在门口东张西望，像是要确认这地方真的是对他们开放的，有没有走错门。有人看见大厅里摆着圆桌和塑料凳，比他们平时蹲在工地边上吃盒饭的环境好了一大截，开始招呼同伴往里走。

这年头，这帮工人其实收入不低，他们能吃苦，但他们愿意吃苦不代表愿意吃亏。之前的酒楼往工地送的盒饭，质量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饭是陈米煮的，菜是头天没卖完的剩菜回锅的，肉片薄得能透光，油水少到吃完没到下午三点肚子又开始叫。工头和负责人吃不吃回扣暂且不提，但饭难吃是肯定的，贵也是肯定的。那段时间工人们蹲在工地边上吃盒饭，一边吃一边骂，骂完了继续干活，因为工地的预算就那么多，他们不指望酒楼会自觉降价加料。

马骝华怎么跟他们的经理谈的呢？

施工单位是有工人吃饭预算的。这笔钱当然只够吃饱，吃好是没门儿的。马骝华直接印了一批餐票，卖给经理。餐票是用普通白纸印的，边角裁得不算太齐，但每一张都盖了俊记美食城的章，日期和编号都有，像是黄俊专门找人刻了章、排了版，在门口的空桌子上亲手盖了两千多张。经理算了一笔账，用这批餐票买饭比酒楼盒饭便宜一截，而且不用他自己垫钱，就痛快地把单签了。

但餐票是有使用限制的。这个餐票只能吃斋碟头，不过米饭管饱。啥叫斋碟头呢？

碟头饭，就是一碟白饭上面铺一份菜，连菜带汁一碟上桌，相当于港式盖浇饭，是香港大排档、茶餐厅最核心的平民正餐，也是港片高频出现的时代符号。这玩意儿三四十年代起源码头苦力阶层，前身是盅头饭——码头工人要快、够饱、便宜，用碟子盛饭，菜直接铺上面，少洗碗、出餐极快，又叫“苦力饭”。五六十年代香港制造业爆发，工厂、码头、写字楼大量打工人，茶餐厅、大排档把碟头饭发扬光大，午市人山人海，经常需要搭枱，几分钟出一碟，吃完就走继续开工。

就像盖浇饭一样，豉椒排骨、凉瓜牛肉、咖喱牛腩饭、咖喱鸡饭、粟米肉粒饭、豆腐火腩饭——盖的菜不一样，价格当然不一样。最廉价的一档是一大碟白饭，上面只有一小撮清炒时蔬，菜心、芥兰、通菜都有，肉丁几乎没有，主要靠炒菜的芡汁和菜汤浇透米饭，油不多，咸口，全靠汤汁捞饭，吃饱为主。

不过马骝华保证不会是纯斋，会有一片叉烧或者一个翅根之类的，浇的汁也会是肉末重油的。马骝华当时站在后厨门口，对着一排新到的铁锅，比划着跟师傅说：“肉不用多，但汁要够厚，要让工人觉得这一顿没亏。”师傅点了点头，当天中午试做了一锅，汁浓油厚，肉末和碎叉烧铺在饭面上，看着不精致，但闻着确实香。

这玩意儿关键的成本在大米上——毕竟畅吃嘛。工地那些大肚子汉当然不觉得自己吃亏，他们算过账，一盘斋碟头饭配米饭管饱，自己在外面买同样的分量至少要多花一倍的钱。

但黄俊的后台是美记供应链啊。本地大米、泰国大米、长江流域籼米、黄河粳米、东北粳米——说好听了叫成本调节，说不好听了哪个压货了用哪个。那些大米运到屯门的时候，有些是整袋装的，有些是散装从货柜里倒出来的，黄俊看了一眼，跟自己之前在元朗杂货铺买的米一个牌子，进货价比街边米铺的零售价低一大截。他当时蹲在那堆米袋子旁边愣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头对师爷文说了一句：“咱们这米，比外面便宜这么多？”

师爷文正在核对清单，头也没抬：“渠道不一样。”

按照成本来算，全香港没有一家能打的。加上管饱这个大杀器，俊记的斋碟头饭在这个年代根本没有对手。第一天营业的时候，后厨的师傅们还有点手忙脚乱，因为来的人比预想中多了将近一倍，蒸饭柜的容量不够，师傅临时用大锅又煮了两锅，晾凉了分碟。第二天开始，流程就顺了——工人排队，递餐票，档口师傅装饭、浇汁、递碟，一气呵成，前后不超过两分钟。

俗话说的温饱思淫欲，当然，这里的淫欲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在没有了基础的生存困境之后，自然会去追求满足其他的欲望。工人吃了几天斋碟头之后，肚子不饿了，就开始想别的了。有人开始加钱要叉烧，有人问能不能斩个鹅腿，有人看到陈婷的粥档生意不错，吃完饭之后又加了一碗艇仔粥溜缝儿。陈婷那边一开始打算只是早上卖粥，中午卖完了就收摊，后来发现午市也有人端着碟头饭走到她档口前面，边等粥边扒饭，她就把粥锅多煮了一锅，中午也撑着没撤。

有需求就有生意，靠墙一圈摊位开始陆续有人加品种。那个卖斋碟头的档口，师傅试了两天之后开始在菜牌上多写了几行字，加钱可以升级到叉烧碟头、烧鸭碟头、油鸡碟头。工人一算，加点儿钱就能吃上肉，不用去外面单点，当场就有不少人开始加钱了。

当然，你不想吃碟头饭也行。餐票可以抵一港币，但一人一餐只能用一张票，且仅限堂食或者打包一份。有人自己带了饭盒来，师傅直接往饭盒里扣饭浇汁，盖好盖子递出去，动作和用碟子一样利落。

开业头几天，丧强一直闷头在后厨帮忙，有一天他站在灶台旁边，看着一队工人排队打饭，目光在那排正在盛饭的铁盘之间扫了几个来回。他琢磨了半天，等收工之后找到黄俊，问了一句：“俊哥……要是真遇到一个一张票吃几斤米的大胃袋怎么办？”

黄俊正坐在门口翻当天的流水，闻言抬头看了丧强一眼，咧嘴笑了：“那我就给他斩只烧鹅加餐咯。”

丧强愣住了。他站在门口，像是在用自己的节奏把那句话重新走一遍，确认它确实是在他预期的那道旧尺寸里收拢到该在的位置。他想了半天，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但又不确定自己想的到底是不是对的。

师爷文在旁边把账本合上，嘿嘿笑了一声：“一顿能吃那么多，不能打也有的是力气啊。天选猛将兄啊！”

马骝华叼着烟，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弹了弹灰，烟雾在暮色里散开又被风收走：“就算他不愿意进社团，也总得念俊哥的好吧。况且，真要有个大胃王，你说会不会有人为了看热闹跑来吃饭呢？”

丧强这回明白了。自己能想到的，他们也能想到。他们想到的比自己多。他站在门口，看着眼前那片已经亮起招牌的档口，和正在收摊的陈婷正把锅里剩下的粥倒进保温桶里，盖上盖子，准备带回家吃——那桶粥的盖子合拢时发出的声响短促而均匀，刚好够他在那道已经合上的旧间距里确认最后一段余量的位置。

俊记美食城的生意异常火爆。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半是高峰，大厅里的圆桌几乎没有空位，拼桌是常态。工人们端着碟子找座位，有时候不认识的人也坐在一起，各吃各的，也有人边吃边聊几句，聊今天工地的进度，聊晚上有没有加班，聊最近屯门的路修到哪一段了。

来吃饭的不只是工人。附近屯门的住户也开始有人过来尝鲜，然后是下班路过的苦力、码头卸完货的搬运工、在附近做散工的人。有人听说这里米饭管饱，专门骑自行车从元朗过来吃一顿，吃完再骑回去。口口相传之后，客流还在往上涨。黄俊站在二楼还没装完的过道里往下看，看着一楼大厅里坐满了人，看着靠墙的档口前排着队，看着蒸汽从灶台上升起来，在日光灯管一根还没包好装饰面的水泥柱上，看着那层被气流拉散又聚拢的白汽，感觉这个场子算是盘活了。

俊记的名声传出去之后，已经开始有人加一两毛钱从工人手里买餐票了。管饱这词在这个年代可是稀罕事儿，已经有无聊的人开始比赛吃饭了。有个从元朗来的年轻人，在一楼大厅里一口气吃了五碟饭，加了三碟菜，吃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肚子，问师傅还有没有饭，师傅回头看了一眼蒸柜，发现还剩下大半锅，于是又给他盛了一碟。他吃完第六碟的时候，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有人开始小声数他吃了多少，有人掏出一毛钱说要押他还能吃几碟。

剩饭？浪费？不存在的。先不说你敢剩饭别人骂不骂你，家里说不说你，斧头俊是白混的？出门罚你个双倍都算开恩了。黄俊定的规矩很简单：餐票上的饭不限量，但必须吃完。有人想多打饭却又吃不完，会被师傅记下来，下次打饭的时候师傅会问一句：“上次剩了半碟，这次打少点？”那人要是还敢剩，档口门口就会多一张纸条，写着“剩余饭菜罚款双倍”，然后当天下午就会有人去他工地找他说理。来过的人都知道这规矩，所以没有人故意浪费。

当然，这里也不只是穷人快乐屋，也有有钱人闲得蛋疼来凑热闹的。

代表人物就是崇基学院男寝512三剑客——邓景垣、邹绍桢、冼景灏。他们第一次来俊记，是因为李振邦随口说了一句“我朋友在屯门开了个美食城”，那天的他们，各自点了一份叉烧碟头饭，吃完之后又加了一轮。邓景垣把碟子里的汁都刮干净了，抬头说了一句：“比学校食堂好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