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基金会会议室。

于龙把云雾山村的资料投在大屏幕上。李娟连夜整理出来的，十几页ppt，每页都压着硬数据。他翻到人口分布那一页，光标在“留守比例87%”上停了一下，但没有多讲。在场的人都见过云河县的数据，知道8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村子里没有年轻人，意味着每一个孩子放学后先干活再写作业，意味着老人病了只能扛。

林薇坐在他左手边，笔记本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他今早发过去的截图。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在键盘背光里微微反光。李娟抱着资料夹坐在对面，已经翻到第三页，手里的笔一刻没停。邹明远视频在线，檀木手串搁在摄像头旁边，人没说话，但没退出——按他的习惯，不退就是有意向。王大锤最后一个到位，端着一杯豆浆，坐下来第一句话是：“那地方通不通路？”

“不通。”于龙放大了一张地形图，等高线密得像树根，“县城到村口八十公里，最后十二公里是山路，硬化路为零。雨季山体滑坡，冬天路面结冰，全年能通行的月份不到一半。”

王大锤吸了口豆浆，没说话，但喉咙里咕噜了一声。他跟于龙这么久，见过穷的，没见过这么穷的。

于龙正要翻下一页，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他看了一眼，本来想按掉——会议室规矩是他自己定的，开会不接电话。但那串数字是本地区号，而且不是手机号，是座机。养老院的座机。滨海第三养老院。

他接起来。

“是……是小于吗？”

一个沙哑的声音，像旧收音机调不准频，带着喘，每个字之间都隔着小半拍的停顿。

“我是。您是——”

“我姓周。周树生。养老院的。”电话那边顿了一下，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看了你们的那个……那个项目。云雾山村。你要去那里？”

于龙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云雾山村的信息是昨晚才在基金会内部发的，养老院怎么会知道？但转念一想就通了——基金会每启动一个新项目，都会在福利院和养老院的公告栏贴简报。老人们每天看完新闻联播就去公告栏前站着，一字一句地读。周爷爷大概也是这么看到的。

“周爷爷，您怎么知道云雾山村？”

“我就是那里出来的。”周爷爷的声音忽然清楚了些，像拨准了频，“五几年，我去支教。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刚从师范毕业，背着铺盖卷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村口。教室是个破庙，黑板是锅底灰刷的，粉笔是用石灰自己搓的。孩子们坐的是石头，课本三个人共用一本。”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安静了。王大锤把豆浆放下了。李娟的笔停了。邹明远在视频里把檀木手串拿起来，慢慢转了一颗珠子。

“我在那儿教了八年。”周爷爷说着说着，语速慢下来，像在边走边回忆，“教了两代人。从拼音教到写信，从加减乘除教到写信封。后来学校塌了一次，又重修。再后来我调回城里，但每年都给他们写信。今年写了没回。我打电话问乡政府，说云雾山村的学校去年塌了，现在孩子们上学要翻三座山。三座山呐。”

他重复了一遍，像是怕于龙听不清，又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三座山”——声音忽然哽住了。电话那头传来纸张被匆忙翻动的声音，然后是一个老人极力想稳住却稳不住的呼吸。那呼吸不平稳，像风箱漏了气，但还在拼命往里灌。

于龙听着。没有插嘴，没有说“您别激动”。他知道这种时候老人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有人认真听完。

“周爷爷，您放心。我这就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于龙听到纸张轻轻合上的声音——周爷爷大概一直在翻他那本保存了几十年的支教日记，翻到他最想说的那一页，合上了。

“我这些年攒了点钱。不多，五万块。都给你们。给孩子们盖间教室。”周爷爷的声音又硬朗起来，像是把某个决定咽下去之后反而有力气了，“我等不了太久了。小于，你要是能帮帮那里，我这辈子就值了。”

“周爷爷，钱您留着——”

“留着干什么？我一个老头子，能花几个钱？给孩子们买课本，买粉笔，总比搁在我这儿强。”周爷爷的语气突然倔起来，跟刘奶奶如出一辙。于龙到嘴边的话全堵回去了。他知道这种倔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是在山里教书教了八年磨出来的。

“好。我答应您。云雾山村，我去定了。”

挂了电话，会议室里静了好一会儿。王大锤把豆浆杯捏得咯吱响，杯壁上凝的水珠顺着手指缝滴在桌上，他也没擦。李娟低着头翻资料，翻了两页又翻回来，大概根本没看进去。邹明远在视频那头把檀木手串从左手腕褪到右手腕，又褪回来。

林薇在笔记本上打了一行字，把屏幕转给于龙看：“这是第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