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龙知道她问的不是电话，是老人。刘奶奶，郑爷爷，周爷爷——每一个都把自己的积蓄往他手里塞。她说：“这些老人把攒了一辈子的东西交给我们，不是因为基金会多专业，是因为他们信你。”于龙没回答。他把手机放到桌上，站起来走到大屏幕前，把地形图放大到全屏。等高线密密麻麻，云雾山村缩在群山褶皱里，像一颗被遗忘的沙砾。

“李娟，联系当地乡政府。我要直接跟村支书通话。”

李娟用了十五分钟打通乡政府的电话，又转了两次线，终于接通了云雾山村的村部。画面很卡，分辨率只能勉强看清人脸。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坐在镜头前，皮肤黝黑，颧骨高耸，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背景是一面斑驳的土墙，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扶贫表格，边角用图钉按着，图钉生锈了。

“刘村长。”于龙对着镜头点了点头。

“于总。”刘村长的声音干巴巴的，不带情绪，像在念一份通知。“乡里跟我说了。你们是第8批说要来帮我们的。”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前面7批。”刘村长掰着手指头数，语气平平的，像在播报天气预报，“第一批是五年前，说帮我们修路，来了两个人，拍了照，没下文。第二批说建学校，打了电话，后来电话打不通了。第三批带了米和油，卸在村口就走了。第四批——”

“刘村长。”于龙打断了他。

刘村长停下来，隔着屏幕看着他。那眼神不是愤怒，不是期待，是审视。一个被放了七次鸽子的村长，在打量第八个说要帮忙的人，掂他的分量。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掰到第四根的动作，悬在半空中没放下。

“我理解您的怀疑。”于龙的语气平静但沉，不是在说服谁，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不会跟您保证什么。保证的话您听过七遍了，不缺我这一遍。我只说一件事——后天，我亲自来。您亲眼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看完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跟我合作。”

刘村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身后那面土墙上，扶贫表格的边角被风吹得一掀一掀。他开口，声音还是干巴巴的，但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不是希望，是某种被压了很久的、试探性的松动。

“后天有大雨。山路更难走。”

“那就走慢点。”

刘村长盯着镜头看了几秒，然后嘴角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不像笑，但也不再是审视。

“行。我在村口等你们。”

屏幕黑了。

林薇合上笔记本，靠回椅背。“这村长不好对付。”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们被伤过太多次。”于龙拿起马克笔，在资料上云雾山村的坐标旁边重重描了一圈，笔尖划过纸面，墨水渗进昨天那个问号里。他描得用力，纸面微微凹下去一道槽。“我们更要证明给他们看。”

他环顾一圈会议室。王大锤已经把空豆浆杯扔进垃圾桶，搓着手说“我这就去盘仓库，看能调多少物资”。李娟已经在安排出差行程，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邹明远在视频里把檀木手串重新戴回左手腕，敲了一行字发过来：“物资清单发我。建材我这边先备着，等你实地确认了尺寸就拉过去。”

于龙拿起手机，给周爷爷回了一条短信：“周爷爷，后天出发。到了我给您发照片。”

几秒后，周爷爷回了一张照片。不是文字，不是语音，是一张拍得歪歪扭扭的旧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卷曲，一个年轻人站在土坯教室前面，身后是一群光着脚的孩子。翻拍的角度歪了，左上角还能看见拍照片的人的拇指影子。年轻人瘦得像一根粉笔，咧着嘴笑。照片底下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字迹发白但还能认出来：“云雾山村小学。第一堂课。1958年秋。”

于龙把这张照片放大，投影在大屏幕上。那个光着脚的年轻人和那群光着脚的孩子占据了整面墙，轮廓模糊但笑得分明。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把马克笔搁下，笔杆落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窗外，秋雨开始下了，打在玻璃上细密地响。远处的云雾山方向，灰色的云层正在压下来。于龙走到窗前站了几秒，看着天边那道若隐若现的山脊线。周爷爷从那里走出来，教了八年书；七批人走进去又退出来，留下一串空头支票。后天，他要走同一条路。路不好走，但他从滨海福利院的台阶一路走到国际论坛的讲台，每一步都是这样的路。他不怕走路。他怕的是赶不上——赶不上周爷爷老去的速度，赶不上孩子们翻三座山的脚步，赶不上那些被放了太多次鸽子之后，还愿意再信一次的眼神。

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马克笔，把白板上“云雾山村”四个字重重圈了一笔。圈旁边还有昨天的问号，他没擦。这个问号不是给云雾山村的，是给那片土地之下、地图之外的未知——系统标了“特殊隐藏需求”，刘村长掰到第四根手指没放下来，周爷爷说“等不了太久”。三条线索指着一个方向，但他还看不清那条路通往哪里。不过没关系。后天就进山。路是一步一步走清楚的。

“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