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初九，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冯墨从总理衙门内部那条线递出来的紧急消息。消息说日本公使今天上午再次拜会了总理衙门，这次的态度比上次缓和了一些。公使表示，如果清廷愿意释放那两艘船和船上人员，日方可以考虑就“东海海域的渔业作业规范”与清廷进行协商，并愿意在协商中做出一定的让步。总理衙门大臣没有当场答复，只说需要上报朝廷。

他把消息看完放在桌面上，在心里把日方的新提议过了一遍。日本公使的态度从“要求立即释放”变成了“可以考虑协商”——这个转变说明日方也承受着压力。那两艘船上的测绘器材和测绘记录是确凿的证据，如果清廷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日本在国际场合会非常被动。日方现在提出“渔业作业规范”的协商，实际上是在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他们可以用“协商渔业规范”的名义把那两艘船要回去，同时避免在测绘问题上被公开追究。但问题是，清廷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台阶。太后之前已经明确指示“船不能放”，如果现在因为日方提出了一个协商方案就放船，太后的面子上下不来。除非日方的让步足够大，大到可以让太后觉得“放船”不是妥协，而是“交换”。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给冯墨写了一张字条：“查一下日方提出的‘渔业作业规范’协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他们愿意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让步的幅度有多大。这些信息对判断太后的态度很重要。”

冯墨接过字条转身出去了。陈远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在心里把这件事的几种可能走向重新过了一遍——如果日方的让步足够大，太后可能会同意放船，但会要求日方在测绘问题上做出某种承诺；如果日方的让步不够大，太后可能会继续扣船，直到日方做出更大的让步。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都已经从“扣船”阶段进入了“谈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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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十一，午后。

冯墨带回了消息。日方提出的“渔业作业规范”协商内容包括：日方承认在东海海域进行渔业作业时需要提前向清廷报备作业区域和时间；日方承诺不再在非通商口岸停泊或卸货；日方愿意就东海海域的岛礁测绘问题与清廷进行“技术性讨论”，但前提是那两艘船和船上人员先被释放。

陈远把消息看完放在桌面上。日方的让步包括三条——报备作业区域和时间、承诺不再在非通商口岸停泊或卸货、愿意就岛礁测绘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前两条是实质性的让步，第三条是一个模糊的承诺——“技术性讨论”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至少日方愿意把测绘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如果清廷接受这个方案，那两艘船和船上人员将被释放，日方将在渔业作业和停泊方面受到约束，测绘问题则进入一个长期的讨论框架。如果清廷不接受，那两艘船将继续被扣留，日方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记录。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午后日光正照在院子里的地面上，那排灌木的叶片在微风中持续地晃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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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十三，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老福晋府上送来的新消息。短简的内容是太后今日召见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处大臣，问及日方提出的协商方案。总理衙门大臣把日方的三条让步简要汇报了一遍。太后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船可以放，但测绘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让他们写个东西，把测绘的事说清楚。”

陈远把短简放在桌面上，在心里把这句话过了一遍。“船可以放，但测绘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让他们写个东西，把测绘的事说清楚。”太后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两艘船可以释放，但日方需要就测绘问题提交一份书面说明，把他们在东海海域的测绘活动说清楚。这份书面说明将成为清廷手中的一份正式文件，如果日方将来在测绘问题上再有什么动作，清廷可以拿出这份文件来追究。这个决定既给了日方一个台阶下，又保留了清廷在测绘问题上的追索权。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短简收进抽屉里。他拿起笔给薛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太后已决定释放那两艘被扣留的船只，但日方需要先就测绘问题提交书面说明。你那边继续维持东侧水域的巡逻位置，如果北洋水师衙门通知释放船只，按通知执行。释放之后继续保持常规巡缉，不需要改变任何安排。”

他搁下笔，把信封好放在桌角，准备明天一早发出去。然后他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在心里把接下来的几种可能性重新过了一遍——那两艘船释放之后，日方可能会暂时收敛在东海海域的活动，也可能会换一种方式继续测绘。但无论如何，清廷已经拿到了日方的书面说明，这份文件将成为后续追索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