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初二，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冯墨从总理衙门内部那条线递出来的消息。总理衙门今日上午召见了日本驻华公使，就日本公使近期在天津与北洋水师人员私下接触一事提出口头质询。总理衙门大臣在会谈中表示，外国使节与清廷军方人员的往来应当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行，私下接触不符合外交惯例，希望日方予以注意。日本公使没有正面回应，只说自己“与北洋水师的朋友们聊了些海军方面的事，没有涉及其他”。

他把消息看完放在桌面上，在心里把总理衙门的这次口头质询过了一遍。总理衙门选择用“口头质询”而不是“正式照会”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力度适中——既表明了清廷的态度，又没有把话说死。日本公使的回应也很含糊——“聊了些海军方面的事，没有涉及其他”——既没有否认私下接触，也没有承认谈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双方的这次交锋在外交层面算是打了一个平手，但敲打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给冯墨写了一张字条：“继续留意日本公使后续的活动。如果他在天津的会面频率降低或者停止，说明这次敲打起了作用；如果他继续去天津见人，那说明日方没有把总理衙门的话当回事，需要再想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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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四月初五，午后。

冯墨的人从天津带回了消息。总理衙门口头质询之后，日本公使在天津的活动频率明显降低了——原本一个月去三次，现在半个月过去了只去了一次，而且那一次只在日本领事馆办事处待了一个时辰，没有外出会见任何人。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把这条消息看完，放在桌面上。日本公使在天津的活动频率明显降低，说明总理衙门的敲打起了一定的作用。日方至少表面上收敛了，不再像之前那样频繁地和北洋水师的人私下接触。但这条通道是否彻底关闭了，目前还不能确定——日方可能只是暂时避一避风头，过一阵子再换一种方式继续接触。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给冯墨写了一张字条，让他继续留意日本公使的活动，但不需要盯得太紧，只要确认他没有恢复之前那种频率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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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荫庄，四月初七，午后。

苏文茵在后院把菜地又浇了一遍水。青菜和萝卜的苗已经长高了一截，豆角的藤蔓顺着竹竿爬到了半人多高，开出了几朵浅紫色的小花。陈海蹲在菜地边上，用一根树枝拨弄着豆角藤上的一朵花，嘴里念叨着“这个能不能吃”。苏文茵在他旁边蹲下来，告诉他花谢了之后会长出豆角来，豆角可以吃，花不能吃。陈海点了点头，把树枝收回来，继续蹲在那里看花。

杨芷幽从屋里搬了一张小凳出来，坐在廊下缝一件衣裳。陈远的父亲在正房里看书，偶尔翻一页，偶尔放下书卷朝院子里看一眼。看门的老妇人从前院走过来，说灵汐格格那边让人送了一篮子樱桃和一包新茶过来。苏文茵接过篮子看了看，樱桃很新鲜，还带着叶子。她让老妇人把樱桃搬到厨房去，又让人把新茶收好。

当天傍晚她在厨房里把樱桃洗了一盘端到堂屋，四个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来吃樱桃。陈海抓了一把樱桃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说“这个甜”。苏文茵给他碗里又放了几颗，然后端起碗继续吃饭。窗外天色暗下来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暮色中静静地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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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月初九，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苏文茵的一封信。信中说庄子后院的菜地已经长起来了，豆角开了花，青菜和萝卜的苗也长高了，过些日子就能摘了。她在信里还提了一句，说灵汐格格让人送来的樱桃很好吃，孩子很喜欢。他把信看完放在桌面上，在桌前坐了一会儿。这些日子苏文茵的信里写的大多是庄子上的日常——菜地、天气、孩子、老人。语气平淡，不急不慢，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安顿下来的日子。他拿起笔写了一封回信，说了几句关于菜地的事，又问了一句老人和孩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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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月十二，午后。

陈远在试验处的书房里收到了老福晋府上送来的新消息。短简的内容是太后近日在谈话中问起了日本公使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军机处答说“已明显减少，未见恢复迹象”。太后听完之后没有追问，只让军机处继续留意。他把短简放在桌面上，在心里把这条信息过了一遍。太后没有追问，只让军机处继续留意——这说明她对总理衙门这次敲打的效果是认可的，但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日方的活动虽然减少了，但军机处还在盯着，这条线还没有到可以收起来的时候。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短简收进抽屉里。他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记录，然后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午后日光正照在院子里的地面上，那排灌木的枝头已经冒出了密密的嫩芽，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