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七八天，父亲的身体彻底恢复了。他不再咳嗽，也不发烧了，每天早上去萝卜地看一回，傍晚再去看一回。萝卜叶子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绿油油的一片，把地都盖住了。父亲蹲在地边上，用手扒开叶子，看到，他知道萝卜在长。

小雨放学后跑过来，蹲在他旁边。“爷爷，萝卜多大了？”

父亲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

小雨看了看他的手。“比上次大了。”

父亲点头。“大了。”

小雨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戳鼓起的土包，硬硬的，

母亲站在远处看着他们。阳光很好，照在两个人身上，影子投在地上。她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她铺了一张纸，拿起笔，写信。

“小飞，你爸爸全好了。每天去看萝卜，早晚各一次。萝卜把土都顶起来了，快能吃了。小雨天天问，什么时候能拔，你爸爸说再等等。她等不及了。”

她写到这里，笑了笑，继续写：“你爸爸今早跟我说，等萝卜收了，要给你炖一锅排骨。我说家里没有排骨。他说去县城买。他从来没去县城买过东西，不知道路怎么走。”

她写完，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到院子里。沈飞正在教几个年轻人修工具，看到母亲走过来，站起来。

“妈。”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信，递给他。沈飞看完，笑了。“我爸要去县城买排骨？”

母亲点头。“他说炖萝卜。”

沈飞把信折好。“我去买。他知道路。”

母亲没有说什么。

下午，卫生所里来了一个人。不是谷里的人，是个外乡人，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脚上是一双黄胶鞋。他站在诊室门口，往里看了看，迟疑着没有迈步。冰凌正在整理病历，看到陌生人，放下手里的本子。

“老乡，哪里不舒服？”

那人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头疼。好几天了。在山上砍柴，风吹的。”

冰凌拿出体温计让他夹着，又量了血压。体温正常，血压偏高。她问了问症状，开了药。

那人接过药，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钱，问：“多少钱？”

冰凌摇头。“不要钱。政府发的。”

那人愣了一下，把钱收回去，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炉子，看了冒烟的烟管，看了整齐的药架。

“这是个好地方。”他说。

他走了。冰凌坐在诊室里，没有动。

老吴拄着拐杖走进来，看着那个人的背影。“外乡人？”

冰凌点头。“头疼。”

老吴在椅子上坐下，伸出手臂。冰凌给他量了血压，高压一百四十，低压八十八，偏高。老吴皱了皱眉。“又高了。”

冰凌把绑带解下来。“吴叔，少吃咸的。”

老吴点头，把袖子撸下来。他没有走，坐在那里烤火。

“冰凌，那人说什么了？”

“说这是个好地方。”

老吴沉默了片刻。“他说的对。”

赵德厚来量血压，高压一百三十五，低压八十五，正常。冰凌告诉他要按时吃药，他点头。他把袖子撸下来，没有走，也坐在那里烤火。

“老赵，今天看到老沈了？”冰凌问。

赵德厚点头。“看到了。在地里看萝卜。萝卜快能收了。”

冰凌没有说话。

傍晚，父亲又去了一趟萝卜地。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他蹲在地边上，扒开叶子，看到土包又鼓了一些。他没有扒开看，只是用手按了按，硬硬的。他站起来，往回走。

小雨从学堂跑出来，追上他。“爷爷，萝卜能吃了吗？”

父亲摇头。“再等等。”

“等几天？”

父亲想了想。“再等十天。”

小雨掰着手指头数，数了半天。“好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