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的一年之期，过了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这位沙皇的次子给自己排了一张古怪的日程表：逢三看军营，逢七看市集，逢十去宫廷的档案房，剩下的日子，他跟着皇子。两个人，一个帝国的继承人，一个敌国的质子，同进同出，成了伊斯坦布尔冬天里的一景。

皇子起初别扭，处久了也就习惯了。彼得有个好处——他从不对看到的东西说或，他只问问题。看军营，他问：你们的兵为什么靴子底钉三排钉？我们的钉两排。看市集，他问：你们的官粮为什么比私粮贱？我们的反着来。看档案房，他能在故纸堆里一坐一天，连太监都撑不住打盹，他还醒着。

转变发生在第四个月头上。

那天两人照例看军营，看的是新征的安纳托利亚步兵团操练。操练到一半，一个十六七岁的兵忽然栽倒了，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旁边的教官以为是装病，鞭子抽上去，抽得那孩子满地滚。彼得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攥住教官的鞭子，用磕磕绊绊但所有人都听得懂的突厥语吼了句什么，然后跪下，把那孩子的头侧过来，从怀里摸出一根木片塞进他嘴里，防止咬舌。

军医赶来，看了看，说是羊角风，不碍命。那孩子缓过来之后，彼得蹲在边上，问他吃没吃早饭。孩子说吃了。彼得又问他家里几口人。孩子说七口，就他一个男丁。彼得站起身，回头对闻讯赶来的团长说了句话：七口人就这一条壮丁，累死在你的操练场上，你赔得起吗？

团长脸涨得通红，终究没敢回嘴——谁都知道这外国人的背后站着谁。

当天晚上，这件事的完整经过摆在了大维齐尔的案头——老人那时已经被秘密护送回伊斯坦布尔养病，萨洛尼卡的军务交给了水军统领代摄。大维齐尔看完，沉默了一会儿，问身边的老书记官：彼得入营先夺鞭、再施救、后问家、末了敲打主官——这一整套，是无心，还是做给我们看的？

老书记官斟酌着答：老奴看，像顺手。做戏的人，做不到那么顺。

大维齐尔点点头，让他接着看。看够了军营和市集，可以给他看一点了。

于是，从那天起，彼得接触到了帝国账本的一角——不是军费账，是民部的赈灾账、河工账、粮仓轮换账。皇子奉命带客人了解帝国的民生，两个人埋首在户部的档房里，一看又是两个月。

彼得看账的本事，让户部的老侍郎惊出了一身汗。这个外国人翻账的速度极慢，一天翻不了十页，可他翻过的页，过目不忘。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忽然指着河工账里的一页，问侍郎：这段河堤，去年修了三次，三次都是同一个包工商。修三次还塌，为什么还是他？

侍郎支支吾吾。

彼得没追问，转头对皇子说：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我们罗斯叫骨头缝里的蛆。再大的身子，也经不起这种蛆。

皇子当晚就把这页账抄给了大维齐尔。大维齐尔的批复来得快：查。让彼得看到查办的过程。

查办的过程彼得全程看到了：侍郎自查、包商下狱、新堤另发包、账册重造。一个月后，彼得在档房里对皇子说了四个月来的第一句评价，不是对帝国，是对皇子本人：

你们这套东西，慢，费人，还总查出新的烂处。但是——他顿了顿，选了个词，它还长着牙。查出烂处，它真咬。我们罗斯的账房，烂处更多，可我们不敢咬。因为咬的人，先掉脑袋。

皇子问：那你父亲……

我父亲就是脑袋最大的那一个。彼得扯了扯嘴角，没再说下去。

那天夜里，彼得独自在廊下站了很久。第二天清晨，他求见皇子，开口第一句就是：带我去见大维齐尔。我查的那座修道院，有一点眉目了——但我有个条件：说完之后，请把我也算进查案的人里。我受够了隔着玻璃看你们的帝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