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塔的钟表铺，在两天后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铺子是空的。人去楼空，走得从容，连钟表油都盖好了瓶盖，一排排黄铜小瓶在架子上站得整整齐齐，瓶口的螺纹擦得干干净净。工作台上没有留下任何未完成的机芯，台面上的铜屑被扫成了一小堆，堆尖上压着半块没来得及扔掉的麂皮。只有柜台上，端端正正摆着一只没有指针的钟壳。钟壳是黄铜的，面盘上留着一圈淡淡的油渍痕迹，那是指针被拆掉后留下的印记，像一个人摘下手表后手腕上那道白印。钟壳下压着一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封口没有封蜡，只用手指压了一条折痕。信封上是给彼得的：

“彼得殿下：你赢了我一城，我让你一城。棋逢对手，赠表一只。此表无针，因时辰未到。待到针起之日，你我再弈。另：替我问候德米特里——他的表，快满了。”

彼得捏着信，在空铺子里站了半天。他把信翻过来又翻过去，信封背面什么都没有，只在左下角有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墨点，用手指去蹭，蹭不掉，像是被纸吃进去了。他忽然笑了。笑声在空铺子里撞上四面墙壁，弹回来时已经碎成了几截。

“殿下，”他走出铺子，对等候在外的皇子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也不想抓他了。”

“为什么？”

“他想跟我下棋。”彼得把信递过去，信纸在风里抖了一下，像一面小旗，“一个布了十五年局的人，如今主动露头，只为说一句‘再弈’——殿下，他的局到了收官的时候。”彼得抬头看了一眼钟表铺二楼那扇被风吹得半开的窗，窗台上还搁着一只花盆，盆里的土干透了，裂成几块。“收官的人最怕的不是输，是没有对手陪他把这盘棋下完。他选了我。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一个棋手最高的敬意，也是最狠的战书。”

当天夜里，帝国内外的几条线上，同时动了起来。

高加索，新指挥官收到彼得的联名军令：石堡学堂扩招，一年内学生满五百。军令末尾，彼得亲笔加了一行：“教他们认钟。”字迹极潦草，墨点溅了两三处，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里海，土库曼族长与米尔扎的三年之约正式生效。盐线两侧，双方巡哨隔着界碑敬礼。界碑是红砂岩的，被风沙磨得圆了角，但上面刻的字还看得清。红砂堡的学堂里，诺盖孩子与土库曼孩子同席认字，教书的先生是从伊斯法罕请来的波斯老文士——他逃亡到此，因为他在伊斯法罕劝了一句“和为贵”，第二天就得收拾行囊了。老先生讲课讲到一半，抬头看见窗外两个牧羊童趴着往里看，一个诺盖的，一个土库曼的，下巴搁在窗台上，眼睛亮亮的。他把粉笔头掐了一截，扔出去，正打在诺盖孩子的帽檐上。孩子缩了缩脖子，没跑，还在看。

多瑙河，老百夫长把第四十七道深痕描深了描，描完站在墙前看了半天，在痕下刻了一行小字：“等小王储。”刻完之后他把刀收回鞘里，往河边走去。河面上结着薄冰，冰面下水流的声音细而长，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着一根看不见的弦。

而莫斯科，德米特里收到了账房先生的“问候”。他的皇家造币厂里，一夜之间，所有新铸金币的钱眼里，都被人用朱砂点上了红点。禁卫军翻遍了造币厂，把守夜的士兵一个个拎出来问，把铸模也砸了几套，一无所获。新沙皇站在堆积如山的“红眼金币”前，弯腰拿起一枚，翻过来看正面——是彼得堡新铸的鹰徽，鹰爪里抓着权杖和宝球。他把金币弹起来，金币在空中翻了个面，落回他掌心时红点朝上。他忽然笑了，对枢密大臣说：

“查什么查。人家在给朕递帖子呢。”

他回到书房，铺开纸。烛台的火苗跳了一下，蜡油顺着烛身淌下来，在铜盘里凝成一小坨。他给君士坦丁堡写信。写了几行，撕了，重写；又写了几行，又撕了。最后信末只剩一行，用突厥语：

“表针何时起，请告知。朕的棋子，已就位。”

信使出城的第三天，彼得在君士坦丁堡的灯下回了信。回信同样只有一行：

“针起之日，即你我所约。另：棋盘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天下人的。你我谁输了，天下人少一层盘剥。”

灯火摇曳。两个年轻的帝王之子，隔着两千里的雪原与海峡，朝着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同时落下了自己的第一枚子。

而在不知何处的某座大宅深处，一盏灯下，一个谁也看不清面目的人，正用一把小巧的镊子，给一只黄铜的座钟，装上了第一枚指针。镊子尖夹着那根极细的铜针，针尖在烛光里亮了一下，像一颗刚被点燃的、不肯熄灭的星。他把针按在轴上，轻轻一推，针跳了一下，停住了。针，指的方向，是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