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脸膛的汉子愣愣地看着孙庆道：“这————这是真的？不是在骗俺们？”

孙庆听见，笑呵呵地走过去道：“兄弟，你放一百个心，天津卫的规矩，东家敢拖欠工钱，有产社，墨学组第一个不答应。你要是信不过，只要你签了契约，我先给一个月的工钱。”

而在难民营地教室内，墨学组的郑文渊正在给一群跃跃欲试的青壮上课。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袍，手里拿着一叠写满字的纸，站在一块用木架支起来的黑板前面道：“各位乡亲，不要看那些东家一个个笑眯眯的，好像菩萨一样。你们要是被他们这副面孔骗了，可就上了当了。”

他扬了扬手里的文本道：“这是墨学组这几年收集的各家作坊的情况，我给你们讲讲，给东家当差之前要先做背调。看看哪些东家能去，哪些要当心。

赵氏制砖厂，东家小气抠门，动不动罚工钱，能不去最好别去；钱氏纺织厂，东家工钱给得不低，可活重，身子骨弱的干不了几天就得趴下，而且他喜欢拖欠工钱，墨学组已经跟他打过好几次官司了。

王氏玻璃厂，福利待遇不错，可他最恨我们墨学组，谁加入墨学组他就开除谁。你们

要去的，自己掂量，没了我们，大家就是一盘散沙，要被这些东家欺负到死的，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反抗他。”

台下的人群发出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有人皱眉头，有人摇头，有人小声骂了这些东家是铁公鸡。

郑文渊翻到最后一页，语气郑重起来：“还有最后一家，周记化工厂。工钱最高，一个月二两多，技术好的能拿到五两丶十两。可我告诉你们，这钱是拿命换的。

那厂子生产的东西毒性大，污染重，从开厂到现在，已经死了十几个工匠，在里头干五年，牙就掉光了；干十年，命都保不住。

你们要是去，一定要按安全规程操作，戴好口罩丶手套，勤换洗。可即便如此，也只能多撑几年。话我说到这里，去不去，你们自己掂量。”

台下安静了片刻。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道：“郑先生，俺在辽东被女真人抓去当了三年包衣，吃不饱穿不暖，每天挨打，好几次差点被打死。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命大了。十年后的事，俺顾不了那么多。俺就想多赚点钱，让俺娘过几天好日子。哪怕只活五年，俺也认了。”

郑文渊望着他的背影，沉默了片刻，没有再说什么。

朱由检在码头登岸时，梁运早已在栈桥上等候。

“殿下，一路辛苦。”梁运行礼。

朱由检摆了摆手，问起天津卫的情况。梁运把难民安置丶各家作坊招工丶墨学组上课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末了道：“殿下，五六万人一下子涌进来，天津卫的住房丶粮食丶燃料都吃紧。多亏了这位冯先生帮忙，才没出大乱子。”

而后他指着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读书人道：“此乃冯铨，冯伯衡先生，万历41年就考中了进士，是我们直隶有名的神童，其父冯盛明任河南左布政使，因后金入侵辽渖时擅自离任，遭河南巡抚张我续弹劾。

冯先生上书申辩，称其父请辞在辽警之前，然冯盛明仍被判处杖罢，冯铨亦随父归籍，乃是一个孝子，现在为我大沽镇主簿。”

朱由检询问道：“冯先生已入翰林院，怎么还来我大沽这座小庙？”

冯铨气愤道：“朝廷党争激烈，某不结党被排斥，殿下的大沽镇，学生看来，如旭日初升，前途不可限量，尤其是其中殿下关于服务费的收取更是天才的改革。”

而后他递出一份文书道：“这些学生这段时间在大沽镇一些思考，希望有益殿下。”

冯铨历史上靠着投靠魏忠贤崛起，但这个时空显然不可能了，他却来到大沽镇，察觉到这里的繁华。

尤其是信王还成为了监国王爷，这在大明历史上也是少见，现在陛下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皇子，信王外结将门，内结勋贵，还有三卫精锐，未必不能登上皇位，他想了想决定提前投靠信王。

朱由检接过书信道：“本王现在事务繁忙，等忙完这一阵再与先生交流。”

而后他坐上马车，赶往大沽轨道车站。车门关上，马车缓缓驶出站台，沿着木轨向京城方向疾驰。

车轮碾过木轨的声音，单调而有节奏，像一首催人入眠的曲子。朱由检靠在车窗边看着冯铨关于市舶司的一些改革建议，他上面写到认为现在统一徵收5%的税率太过于简单。

应该对货物各种品种进行不同的税率，按照他的计算，调整之后市舶司每年能增加一倍的税金。

朱由检点头道：“这个冯铨倒是个人才，难怪19岁就能考中进士，怎么就没听说过他了，难道被埋没了？”

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城。

这几个月的京城，热闹得不像话。茶馆里丶酒肆中丶戏园子外，到处是议论纷纷的士子。

说的不是风花雪月，不是什么奇闻异事，是山东的灾情，是辽东的战事，是那些从前只能在邸报上看到丶如今却天天登在报纸上的朝廷大事。

有产社丶大同社丶振兴社丶香山学社，四社联手，派了几十名记者跟着赈灾物资南下山东。这些年轻人大多是秀才功名，有的甚至有举人功名，他们年轻气盛，不怕官，不怕权，不怕得罪人。他们什么都敢看，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地方出了不平事，他们都敢管，都敢写。

山东的官员们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些毛头小子放在眼里。赈灾嘛，老规矩了。朝廷拨下

来的银子，巡抚留一份，知府留一份，知县留一份，师爷丶衙役丶胥吏层层过手，到了灾民手里，能剩一成就不错了。

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先被官员瓜分一遍，再被衙役瓜分一遍，然后被当地的大族拿去换成陈粮丶霉粮，甚至掺了沙子的米糠，再拿去“赈济”百姓。

这是官场的惯例，几百年了，谁不是这么干的？谁觉得这有问题？

有产社的记者们觉得有问题。

一个叫吴振声的年轻记者，在兖州的一家客栈里，无意中听到隔壁房间几个衙役在喝酒吹牛，说这趟赈灾“油水足”，“光粮食就捞了上百石”。

他当即把这事写成了报导，发回了《大明青年报》。轰动了整个京城，京城的百姓第一次知道朝廷的赈灾款就是这样被贪墨的。

这些记者像一群嗅觉灵敏的猎犬，哪里有贪腐，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深入乡村，走访灾民，翻看赈灾粮的帐簿，核对每一笔银子的去向。

灾民们不敢说的，他们替灾民说；灾民们不敢告的，他们替灾民告。

报导一篇接一篇地发回京城，四大报刊几平每隔几天都有山东赈灾黑幕的新闻。

京城舆论大哗，京城的百姓丶读书人都纷纷咒骂那些贪官污吏，内阁坐不住了，天启也坐不住了。派了巡按御史下去，一查到底。

短短两个月，山东六府被罢免丶查办丶下狱的县令丶知府丶同知丶通判，多达二十余人。当地的豪强大族，也有一大批因为侵吞赈灾粮款被抓。

大明的官员们对这些“白衣御史”深恶痛绝。可这些年轻人不在平，他们看到自己的报导让贪官落马丶让百姓得救，更加坚定了用自己的笔来监督官场的决心。

当然山东赈灾这点事，跟辽东之战比起来，只能算个小热点。

辽东之战，才是真正牵动京城百万民心的大事。从初夏到深秋，京城的百姓每天都在关注前线的消息。海州大捷，辽阳大捷，兵锋直指渖阳，眼看就要收复辽东，举国欢腾。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把孙承宗说成岳武穆再世，把马世龙的车营说成天兵天将，把毛文龙的东江镇说成海上长城。

然后，消息传来辽阳丢了。后路断了，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整个京城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茶馆里的议论从“何时收复渖阳”变成了“谁该为这场败仗负责”。最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首辅高攀龙。

首善党的人说，战前定的策略就是打到辽阳为止。是东林党人非要乘胜追击，才酿成大祸。没有高攀龙的撺掇，天子不会改变主意，孙承宗也不会贸然北上。

齐党丶楚党丶浙党也趁机落井下石，说东林党误国误民，好大喜功，把几万将士的性命当成了政治赌注。

就连东林党内部，也开始有人对高攀龙落井下石了。对江南的士绅来说，辽东离他们

太远了，女真人的铁骑再厉害也打不过长江。

可信王不一样。信王的大明皇家海贸商社，一年赚五百万两银子一江南的士绅一年就因此损失五百万两。信王的天津卫纺织业，一年产七百万匹布，抢了京城市场不说，还返销到江南。棉布丶印染丶运输丶销售，整个产业链加起来，一年产值超过三百万两。一里一外，江南一年损失八百万两银子。

这笔帐，江南的士绅们算得清清楚楚。他们支持东林党，是要东林党替他们维护利益，不是要东林党去辽东打仗的。

高攀龙放着信王这么大的敌人不去对付，非要跑到千里之外去跟女真人死磕，还把家底赔了个精光。

江南的士绅们不干了。他们纷纷撤回了对高攀龙的支持，转而扶持钱谦益丶钱龙锡这些东林党的少壮派，甚至有人开始把宝押在守住了广宁的袁崇焕身上。

高攀龙成了孤家寡人。所有人都想驱逐他，包括东林党。他几十年积累的威望，随着这场大战烟消云散。又不能维护江南士绅的利益，霸占着首辅和东林党魁首的位置，已经影响到其他人的进步。

交换俘虏的谈判结束后，舆论彻底倒向了另一边。八石粮食换一个士兵，这个价格被东林党的对头们大肆渲染，说高攀龙对外软弱，丧权辱国。

连他当初“信王就藩”的提议，也被翻出来说成是“排除异己，打击忠良”。

十一月二十日，高攀龙再次上书告老还乡。这一次，没有人挽留。天启帝甚至不愿意

做做样子，给他一个体面的致仕。

没有内阁学士的头衔，没有太子太保的虚衔，没有荫一子的恩典，连五十两银子的路费都没有批。就这么让他走。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永定门。

天刚蒙蒙亮，寒气骨。一辆破旧的青帷马车停在门外，车夫缩着脖子，不停地搓手。高攀龙拄着拐杖，望着这座他待了几十年的京城，沉默了很久。

他还记得一年多前，邹元标走的时候，虽然落魄，却还有人送。如今他走，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他现在的感受就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失落到极点。

一个仆人提着包袱，站在他身后，小声说：“老爷，该走了。”

高攀龙点了点头，最后看了一眼永定门城楼，转身弯腰上了马车。车帘落下，车夫扬起鞭子，马车缓缓驶出城门，沿着官道向南而去。车轮碾过冻硬的土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

永定门前的车马依旧络绎不绝，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人的离去。曾经叱咤风云几十年的东林党领袖，就这样落魄地丶孤零零地，离开了这大明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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