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嗯。”“您这名字最近是不是有点多人用？”“我也觉得。”急报后面是母亲亲笔添的一段。她没有抓人，也没有认人。她只问了那年轻男子一句：“你第一次杀人以后，回家吃了什么？”

那人想了一会儿。答：“面。”我看到这里，手停住了。阿六凑过来：“错了？”“错了。”“那就是假的？”“也不能这么快。”我第一次杀人以后，根本没回家。

那天我在城外破庙坐了一夜，第二天才被父亲的人找到。母亲知道这件事。所以她问的不是我爱吃什么。她问的是：当一个人不知道答案时，会不会硬补一个最像答案的答案。

那年轻人补了“面”。很合理。也正因为太合理，才不像我那天真正发生过的事。第二封信在次日清晨追上。母亲换了问题。“我最后一次离开永安前，让沈安站在哪里？”

那人这次没立刻回答。他先问：“哪一次离开？”母亲说：“最近一次。”他答：“账旁边。”阿六眼睛一亮：“这个对了。”“是。”“那他又是真的？”“也不是。”

“为什么？”我把信递给他。母亲在后面只写了一句：能推得，不作私证。“账旁边”不是秘密。母亲这几个月说过太多次。只要把她公开说过的话看得够多，就能推出来。

那个人第一次答错以后，已经学会了先问条件。他在变。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被教成这样。不知道时，先补。补错一次，下次便换一种更稳的补法。第三封信来得更晚。

母亲没再问童年。她问：“真玺诏要你移走永安原件，你准备怎么移？”对方答得很好。六方留抄。每车三锁。沿途设验站。到京后由中书、都察院、宗正寺和江北见证同时开匣。

比我临时想，未必想得更周全。母亲只问了一句：“为什么一定要搬？”那人沉默。因为原件留在永安，没有失火，没有失窃，没有任何立即需要移动的理由。方法很好。

理由没有。我看完，把信折起来。白芷骑在旁边，忽然道：“你娘比你会问。”“她生的。”“这句话没有证据关系。”“白姑娘。”“嗯？”“赶路很累。”她终于闭嘴。

第三日午后，永安城门出现在路尽头。我没有走北门。另一个沈安从北门进，我走南门。南门守卒看见我的脸，手都按到刀柄上了，却没有立刻行礼。“姓名。”“沈安。”

他的脸一下更难看。“城里已经有一个。”“我知道。”“怎么证明您是真的？”我想了想。“暂时证明不全。”守卒愣住。阿六在后面小声说：“公子，您这样很难进城。”

“所以验路引。”京城活证回报皇帝仍清醒；中书核通行页文号；永安县衙核我沿路换马记录。三处都合，城门才开。进城以后，街上很多人跟着。没人喊“真沈安”。

也没人喊“假的”。这很好。旧仓前，母亲坐在三块粮债牌下。绳圈里站着另一个我。第一眼看过去，不像照镜子。第二眼，就有点不舒服了。眉骨、肩宽、站姿，甚至右手自然垂下时拇指贴刀柄的位置，都像有人把我拆开记过，再重新装了一遍。

他看见我，没有拔刀。只问：“你就是沈安？”我看着他。“我在用这个名字。”母亲抬头瞪了我一眼。“别学他。”“哦。”绳里那个人第一次笑了。然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旧黄的纸。

纸角五个针孔。最上面写着：原名，沈安。一个假沈安。是有人养了很多年，专门等着有一天——让我变成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