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那边把文件看完之后，把它搁在桌面上。

他的手搁在文件上，手指头按着纸面，按了很久。

文件上的字他每一个都认得，每一条他都看得懂，每一条都跟他有关。

他把文件合上，放进公文包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仍旧是一月的灰白色，跟他三天前看的一模一样。

约阿希姆站在窗前，把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一盒烟。

他把烟摸出来，抽出一根，点着了。

他抽了一口，把烟从嘴里吐出来。

烟在冷空气里散开，很快就没了。

约阿希姆把烟抽完，烟蒂摁灭在窗台上，收进口袋里。

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来，把公文包打开，把那份文件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看第二遍的时候，他的手不抖了。他看得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最后一行，他把文件合上，搁在桌角。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对面是监察部的接待室。他说了一句话：

“我是州工业委员会的约阿希姆·克伦茨。

我申请跟监察部的同志谈一谈。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接待员说了一句话：

“克伦茨同志，你的申请我们会登记。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约阿希姆把电话挂了，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文件。

他知道“另行通知”是什么意思。他在体制内待了十几年，他知道“另行通知”就是“等着”。

等监察部把材料整理好，等他们把线连起来，等他们把网织完。

等到那时候，他就不是“主动交代”了，是“被揪出来”。

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前者可能保住一条命，后者什么都保不住。

约阿希姆觉得不能再等了，他必须主动出击。

当天下午，他开始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州工业委员会的老主任——一个快退休的老干部，跟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是老战友。约阿希姆在电话里说想登门拜访。

老主任说：

“最近身体不好，不见客。”

电话挂了。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州人事局的一个副局长，那是他岳父的老部下。

副局长听完了他的来意，说了一句话：

“克伦茨同志，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文件刚下来，谁也不敢动。

你找别人吧。”

电话又挂了。

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埃森市工业局的老局长，那是他当年提拔他的人。

老局长说：

“约阿希姆啊，你的事我听说了。

但我现在退休了，说话不管用了。

你自求多福吧。”

约阿希姆把电话搁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打了十几个电话。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

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说话。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那些以前逢年过节给他送礼的人，那些以前请他吃饭喝酒的人，那些以前拍着他肩膀说“有事找我”的人——全都不见了。

他们不是不知道他出了事，他们知道，他们比谁都清楚。

文件下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把跟他有关的字条烧了，把跟他有关的记录删了，把跟他有关的联系断了。

他们比他更早地跟他划清了界限。

因为文件里写了——推荐人、批准人、打招呼的人，一并追究。

谁帮他，谁就是他的同案犯。

没有人愿意当同案犯。

约阿希姆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交叉着，攥得很紧。

他的脑子里在转。

他在想还有谁可以找。

他的关系网里还有谁没打过电话。

他把名字过了一遍又一遍——州里的、市里的、企业里的、部队里的。

他想起一个人。

一个在驻军后勤部当处长的人，是他以前帮过忙的，他帮那个人调过一批物资。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

对面接起来，他刚说了一句“我是约阿希姆”，对面就把电话挂了。

他再拨，占线。

他再拨，还是占线。

他把电话搁下，不再拨了。

他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办公室里的灯他没有开。

他坐在黑暗里，面前是那份摊开的文件，文件的白色封面在昏暗中泛着一层微光。

他知道自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