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沈越出了趟远门。

他从应天府出发，沿着官道往北走。第一站是开封府。随行的有四个书办，都是户部新调来的年轻人，最小的十九岁，最大的二十四岁，每人背着一只竹箱，里面装着册子、笔墨和路上用的干粮。沈越走在他们前面，肩上扛着铁锹，包袱里揣着那三块木牌和棉种册子。

走了五天到开封府。开封知府姓吴，四十来岁，圆脸，留着一把短须，说话的时候喜欢搓手。他领着沈越到城外的棉田里转了一圈。三百亩地翻了，垄起了，但垄沟深浅不一，有的地方土块还结着没耙碎。吴知府搓着手说：“先生，下官已经让人照册子做了，但

沈越蹲下来抓了把土在手里搓了搓。土质偏黏，比凤阳府的土硬，翻地的时候没翻透，底下还板结着。他把土撒回去站起来，让吴知府把种棉的里正和书办都叫到田头来。

人到齐了，七八个，围在田埂上。沈越蹲在垄沟边，把册子摊开，一条一条讲给他们听。讲到翻地的时候，他拿起锄头在地头刨了两下，把土翻开给他们看：“土块要碎到这个程度，指头捏得动才行。你们这边土黏，翻完之后多耙一遍，耙到碎，再起垄。”讲到下种的时候，他从怀里摸出一粒棉种放在掌心里：“沟深两指，籽距一掌，覆土半寸。土黏的地方覆土再薄一点，不然苗顶不出来。”

里正们围了一圈，伸着脖子看。有个年纪大的里正蹲下来用手指在垄面上比划沟深和籽距，比完了点了点头。吴知府站在旁边，搓着手把这些话一一记在心里，又让书办记到册子上。

在开封府待了三天，把三百亩地重新整了一遍。沈越每天清早下地，教到日头偏西才收工。临走那天，吴知府在府衙设了便饭，四菜一汤，比应天府那些宴席简朴多了。沈越吃了两碗饭，把碗里最后一粒米扒干净，搁下筷子站起来。

“明年开封府扩到八千亩。”他说，“种子夏收之后给你们拨过来。”

吴知府连连点头，把他送到府城门口。沈越带着四个书办继续往北走，沿着官道去济南府。走了七天才到，脚上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在路上换了一双新的。济南知府姓孙，是个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的，但办事利落。他已经把去年试种的收成算好了，账册摆在桌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三百亩地出了七成苗，收了不到两千斤皮棉，比凤阳府差了一半。

“先生，我们这边春天旱，出苗的时候缺水，补种了两回。”孙知府说。

沈越翻了翻账册，把出苗的时间、缺水的天数、补种的次数都看了一遍。合上账册说：“明年在地头挖蓄水沟，冬天蓄雪水，春天浇苗。种子下地之前先泡一夜，捞出来晾半干再拌灰，出苗快，也耐旱。”

孙知府拿笔记下了。沈越在济南府待了两天，把蓄水沟的位置和尺寸教给了当地里正，又示范了一遍泡种和拌灰的手法。临走的时候，孙知府让人送了一筐山东大枣来，沈越分给四个书办一人一把，剩下的搁在包袱里背着走。

从济南府往北，到了北直隶地界。这里的棉田更散，好几个县零零星星各试种了几十亩，加起来凑了一万亩。沈越带着书办一个县一个县地跑，走了半个多月，脚底板磨出了茧子。每到一处就下地看苗，看完了把里正和书办叫到田头教一遍。北直隶的土沙，浇水存不住，他就教他们用草覆盖垄面，减少水分蒸发。

走到最后一个县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中了。地里的麦子返青了，棉田也整好了垄等着下种。沈越在县衙门口把三块木牌都掏出来给当地知县看了一眼。知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去年刚中进士放下来的，看见“劝农使”的牌子，立刻站了起来，态度比前几个府更恭敬。

“先生远来辛苦，下官已经备好了住处，请先生歇息。”知县说着就要让人去安排酒席。

沈越摆了摆手：“先下地。苗出了再说。”

知县愣了一下，连忙把官袍下摆撩起来扎在腰上，跟着沈越出了衙门。在田里走了一圈，沈越把当地土质和水利情况问清楚了，又教了种法，天擦黑才回了县衙。知县让人端了饭菜来，沈越坐在签押房里吃了，一边吃一边翻账册，把几个数字记在心里。

在回程的路上，四个书办轮流背着竹箱，箱子里装满了各府送来的账册和信札。沈越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快不慢，铁锹扛在肩上。日头从东边升起来，照在官道上，两旁的柳树已经抽了满枝新叶，在春风里轻轻摆着。

走到应天府城门口的时候，守门的校尉远远就看见了他，跑上来接过他肩上的铁锹：“沈先生回来了！陛下问了好几回了。城东刘老汉也让人捎了话，说地已经翻好了，棉种也拌好了，就等您回来看一眼就下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