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之后棉桃裂得比往年早，九月初就摘了头茬花。

沈越在城东田里待了三天，帮着刘老栓把二百亩头茬花收了。今年的棉桃比去年又密了些，枝杈上挂得满满当当，摘棉的人从去年的十个加到了十五个，一人一垄，从田头摘到田尾，布袋鼓了就往麻袋里倒。三天摘下来，田头码了二十八只麻袋，比去年多了四只。刘老栓把麻袋一只一只过秤，头茬皮棉七千二百斤，比去年多了一千多斤。

摘完头茬那天傍晚，沈越蹲在田埂上歇脚，刘老栓从屋里端了一碗煮花生出来，两个人就着暮色剥花生吃。花生是新收的，煮得软烂，带着一股子泥土的清香。刘老栓剥了几颗，忽然说：“先生，俺孙子今年冬天不用穿那件碎布拼的小棉袄了。他娘给他做了一件新的，整块布裁的，靛蓝的，絮了新棉花。娃穿上就不肯脱了，睡觉都穿着。”

沈越剥了一颗花生，把花生米扔进嘴里嚼着。他想起那件碎布拼的小棉袄，蓝的、月白的、灰白的布头拼在一起，针脚细密，领口包边，小小的，软乎乎的，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鸟。

“那件小的呢？”

“收起来了。”刘老栓说，“他娘说留着，等以后有了第二个娃再穿。”

沈越在田埂上坐了一阵，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暮色已经漫上来了，把整片棉田笼在灰蓝色的暗影里，那些摘过一遍的枝头上还挂着青桃和二茬花苞，在风里轻轻晃着。他沿着田埂往回走，经过淮安桥的时候在桥栏上坐了一会儿。秋水平静，水流缓慢，桥下的河水映着天边最后一点橘红色的光，慢慢变成灰蓝，又变成深蓝。他在桥栏上坐了一阵，站起来往城里走。

回到宫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经过坤宁宫时，院子里织机的声音还在响着，咔嗒咔嗒，一声接一声。他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马皇后和织工在低声说话。他继续往偏殿走。

推开门，桌上搁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是温着的红枣汤。旁边压着一封信，不是纸条，是正经的信函，封皮上盖着户部的大印。他拆开看了看，是户部汇总的各府秋收预报——应天府两万亩，头茬收皮棉六十四万斤；凤阳府两万亩，收五十八万斤；开封府两万亩，收五十二万斤；济南府两万亩，收四十九万斤；松江府三千亩，收八万斤；北直隶各府一万亩，收二十六万斤。总计九万三千亩，头茬收皮棉二百五十七万斤。

沈越把信折好放在桌上，端起红枣汤喝了一口。汤还温着，甜度正好。他在床沿上坐下来，把怀里那粒棉籽和三块木牌摸出来搁在桌上。棉籽、劝农牌、农政劝课牌、劝农使牌，四样东西在油灯的光里泛着各自的光泽。他看了一会儿，把它们收起来揣回怀里。

第二天清早，他去乾清宫。朱元璋坐在案后，面前摊着户部那封信，旁边搁着一把算盘。他正拿着算盘拨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念念有词。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沈越，把手里的珠子一推，靠回椅背上。

“二百五十七万斤。”他说，“够纺多少布？”

沈越在心里算了一下：“弹了纺了织成布，一匹布按三斤皮棉算，大概八十多万匹。”

朱元璋把这几个数在嘴里念叨了一遍，手指在案面上敲了两下。他站起来走到殿门口，背着手看着院子里的日光。秋日的阳光照在青砖地上，亮堂堂的，把院子角落那棵桃树的叶子照得泛黄。

“八十多万匹布，”他说，“够给全应天府的人每人做两身衣裳了。”

沈越站在案边没有接话。朱元璋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从案上拿起那封信晃了晃：“户部说，棉布的价格比去年降了两成。麻布的价格没动。再推两年，棉布就能跟麻布一个价了。”

他把信搁回案上，走到沈越面前。他的目光在沈越脸上停了一停，又落在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靛蓝棉布短褐上。那件衣裳穿了两年多了，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布面被洗得软塌塌的，但经纬还是密实的，没有破洞。

“你那件衣裳该换了。”朱元璋说。

沈越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袖口的毛边已经卷起来了，但还能穿。他想了想说：“还能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