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是在一个寻常午后回的沈家村。

没人跟着，也没什么事要办。从应天府出来，在官道上搭了辆顺路的牛车，晃悠了两天。赶车的老汉一路上没问他叫什么，他也没问老汉姓什么，两个人坐在车板上各自看着路两边的田，偶尔说两句天气和庄稼。到村口的时候日头刚偏西，老槐树还在，比前几年又粗了一圈，树荫盖住了半个路口。

他下了车，朝老汉摆了摆手，沿着土路往村里走。

村子比他上次来又变了不少。几间新盖的土坯房整整齐齐排在路边，门窗俱全，烟囱里冒着炊烟。村东头那三间孤寡老人的土坯房还在，墙根下坐着两个老汉在晒太阳，看见他走过来，其中一个眯着眼认了认，忽然扶着墙站起来。

“沈家小子？”

沈越朝他点了点头。老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又坐回去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睛被日光照得眯成两条缝。

他继续往村里走。经过劝农学馆的时候，庙门开着，里面有人在上课。他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院子里坐了七八个年轻人，每人面前搁着一块木板，上面铺着纸，手里攥着炭笔在写什么。赵石头站在正堂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正在念着一条：“第二，草木灰拌种，灰三土七，拌匀不结块。这条去年考过了，今年再考一遍，记不住的下地之前多背两遍。”

赵石头念完了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把册子往旁边一搁就跑过来。

“先生！你咋来了？也不捎个信。”

沈越站在门槛外面看了看院子里那些年轻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后生，有男有女，裤腿上沾着泥，手上有老茧，一看就是下了地回来接着上课的。赵石头比去年老练了些，嗓门也大了，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地带上了刘老栓那种又慢又稳的劲。

“路过。”沈越说。

赵石头让他进去坐，他摆了摆手，没有进去。他靠在门框上，看赵石头回到台阶上继续念册子。那些年轻人低头记着，炭笔在纸面上沙沙响。院子里那棵老榆树还在，树干比几年前粗了一圈，枝丫伸展开来，把半个院子都罩在树荫底下。树底下搁着一张石桌，是工部的人从山里打来的青石，磨得光光的，上面刻着棋盘格子。

他在门口站了一阵，转身往村后走。村后的棉田还在那块坡地上，比城东的二百亩大了一圈，是赵庄和双桥村一起扩的，加起来有上千亩。棉秆已经拔了，地翻了，垄沟整整齐齐的，覆着一层薄霜。他沿着田埂走到地头，蹲下来抓了把土搓了搓。土质松软，墒情正好。他把土撒回去，站起来看了看整片地。上千亩的坡地铺展开来，从脚下一直伸到远处的河沟边。地头那块界石还在，是他第一年种棉时刻的那块青石。石面上的浅痕被风雨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用手摸还能摸出形状。

他在界石旁边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粒棉籽放在掌心里。棉籽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暗褐色光泽，被他贴身揣了不知道多少年，表面光滑圆润，像一颗被河水冲刷了半辈子的石子。他把它翻了个面，又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