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站在田埂上，看着朱元璋的脸。那张脸比七年前老了不少，皱纹深了，鬓角白了，但眼睛还是亮的。他想起七年前头一回在乾清宫见朱元璋的时候，那人穿着一件灰蓝旧袍子，蹲在河工棚门口递给他半块烧饼，粗粝的嗓子说“吃”。那时候他还是个从沈家村破庙里走出来的孤儿，身上只有一锭银子、一粒种子和一身洗得发白的破短褐。

“不用。”他说。

朱元璋笑了一声，短促的，像刀背在磨石上蹭了一下。他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沈越。是一块木牌，比之前那几块都大一圈，上面刻着四个字：“大明棉祖”。背面刻着洪武十四年的年号。木牌打磨得光滑，边上还带着新鲜的刀痕。

“拿着。”朱元璋说，“不是给你的，是给那块地的。明年开春立在地头，让后来的人知道，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什么。”

沈越接过木牌掂了掂。木头是普通的槐木，但比前几块都沉。他把木牌揣进怀里，和棉籽、劝农牌、农政劝课牌、劝农使牌、青石片挤在一起。怀里六样东西了，硬邦邦的一摞，顶着肋骨。

朱元璋翻身上了马，临走前低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夹了一下马腹，沿着土路往城里方向去了。马蹄声在暮色里渐渐远了。

沈越站在田埂上目送他走远，直到马蹄声完全消失。李满仓和陈有粮也收了工，扛着锄头走过来。李满仓看见沈越手里攥着一块木牌，凑过来看了一眼，没看清上面的字，也没多问，扛着锄头往村里走了。

沈越在田埂上站了一阵，沿着田埂慢慢往回走。经过淮安桥的时候在桥栏上坐了一会儿。夏水涨了，水流湍急，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断枝。柳枝垂在水面上，被水流冲得贴着水面摆动。他把怀里那块新木牌摸出来看了看，又收回去揣好。

回到新偏殿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推开门，桌上搁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是温着的红枣汤。旁边压着一张纸条，马皇后的字：

“陛下今天在乾清宫念叨了一下午，说要给你立碑。你那块提花布棉袍在衣柜里搁了三年多了，今年冬天穿吧。”

沈越把纸条折好揣进怀里，端起红枣汤喝了一口。汤还温着，甜度正好。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怀里那粒棉籽、三块木牌、青石片和新刻的“大明棉祖”牌并排搁在桌上。棉籽、劝农牌、农政劝课牌、劝农使牌、青石片、棉祖牌，六样东西在油灯的光里泛着各自的光泽。他看了一会儿，把它们收起来揣回怀里。

窗外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和新栽的树苗在夜风里轻轻晃着，枝头的叶子沙沙响。老树今年开花开得盛，暗红色的花瓣落了满地，新苗也抽出了几根壮枝，明年大概就能开花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里间在床沿上坐下来。

他把衣柜里那件提花布棉袍取出来抖开，套在身上试了试。暗银色的菱形花纹在炭火的光里若隐若现，布面细密厚实。他对着窗纸上的暗影看了看自己的轮廓，站了一会儿，把袍子脱下来叠好搁在枕边。

他在床沿上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粒棉籽，放在掌心里又看了一眼。棉籽在灯下泛着暗褐色的光，光滑圆润，像一颗被盘了七年多的、沉默的珠子。他把它攥在手心里，躺下来，把被子拉上盖住肚子。窗外春风暖融融的，吹得石榴树的新叶沙沙响。他闭上眼，掌心里的棉籽被体温捂得温热，旁边那块“大明棉祖”的木牌硬邦邦地挤着，六样东西贴在一起，安安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