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种推到多少了？”他问。

“六百多万亩。”

朱元璋点了点头。他从怀里摸出一卷舆图展开，是户部新制的，上面标着各府的棉田和万民衣发放情况。红点铺满了大半个版图，比去年又密了许多，从北直隶到松江府，从应天府到陕西，连成了密匝匝的一片。他把舆图卷起来收好，站在田埂上看着面前这片绿油油的棉田。

“娃子，”他说，“你那个棉种，从沈家村破庙里一粒种子，种到现在六百多万亩，十年多了。咱想过了，等棉种铺完的那天，咱给你在城东立块碑。就写‘大明棉祖’四个字。”

沈越站在石碑旁边，看着朱元璋的脸。那张脸比十年前老了许多，皱纹深了，鬓角白了，眼窝陷下去了，但眼睛还是亮的。他想起十年前头一回在乾清宫见朱元璋的时候，那人穿着一件灰蓝旧袍子，蹲在河工棚门口递给他半块烧饼，粗粝的嗓子说“吃”。

“不用。”他说。

朱元璋笑了一声，短促的，像刀背在磨石上蹭了一下。他翻身上了马，临走前低头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夹了一下马腹，沿着土路往城里方向去了。马蹄声在暮色里渐渐远了。

沈越站在石碑旁边目送他走远。李满仓和陈有粮也收了工，扛着锄头走过来。李满仓看见沈越一个人站在石碑旁边，凑过来问了一句：“先生，陛下走了？”

“走了。”

两个后生扛着锄头往村里走了。沈越在石碑旁边站了一阵，沿着田埂慢慢往回走。经过淮安桥的时候在桥栏上坐了一会儿。春水从桥下流过，哗哗地响着，柳枝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轻轻拂动。他把怀里那粒棉籽又摸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放回去揣好。

回到新偏殿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推开门，桌上搁着一只粗瓷碗，碗里是温着的红枣汤。旁边压着一张纸条，马皇后的字：

“新石榴开花了。头一朵，开在顶枝上。你那件提花布棉袍旧了，我让织造局新织了一匹，过两天给你做一件新的。”

沈越把纸条折好揣进怀里，端起红枣汤喝了一口。汤还温着，甜度正好。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怀里那粒棉籽、三块木牌、青石片和棉祖牌并排搁在桌上。棉籽、劝农牌、农政劝课牌、劝农使牌、青石片、棉祖牌，六样东西在油灯的光里泛着各自的光泽。他看了一会儿，把它们收起来揣回怀里。

窗外院子里两棵石榴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枝头的叶子沙沙响。新树顶枝上那朵花在月光里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微光，老树的花苞也在枝头鼓着，再过几天也要开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里间在床沿上坐下来。

他把衣柜里那件提花布棉袍取出来抖开看了看。袖口磨破了，布面也薄了些，但还是暖和的。他把袍子叠好搁在枕边，在床沿上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粒棉籽，放在掌心里又看了一眼。棉籽在灯下泛着暗褐色的光，光滑圆润，像一颗被盘了十年多的、沉默的珠子。他把它攥在手心里，躺下来，把被子拉上盖住肚子。

窗外春风暖融融的，吹得石榴树的新叶沙沙响。他闭上眼，掌心里的棉籽被体温捂得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