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事有闪失，担责的是荐人之臣、统兵之将，不是天子。

朱雄英要的，是埋头做事的人。花架子、空口号、老资历，他一概不认。

办成了，功劳归于实干者；办砸了，板子落在推举者与执行者身上。

他的威信，始终悬于事外，却稳如磐石。

这便是圣裁……不怒自威，不动如山。

此外，尚有一事亟待着手：民间盛行的高利贷。

小则令百姓典屋卖地，家破人亡；

大则蛀空吏治根基，使官民隔阂日深、政令壅滞难行。

高利贷之所以蔓延成风，根子在利厚……息滚息、利套利，稍不留神便压得人断脊梁。

朱元璋清楚这玩意儿的杀伤力，早就在《大明律》里立了铁规：“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久，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止杖一百。”

换言之：月息上限三厘，借十年、二十年，总息最多等于本金。

他视此律如金科玉律，一字不容改，连批注都禁绝。可正因这份刚硬，反倒凿出一道深缝……他管住了“利”，却没盯紧“本”。

表面看，利息封顶，高利贷该绝迹了。

可若借的是“虚银”呢？

明代放贷者很快摸出门道：叫“扣头”。

名义上借你一百两，实则只交九十两、八十两，甚至更少。银子还没焐热，账本上已记满百两。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载：“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机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

五扣即五十两当一百两使。利息仍按律以百两为基数，照三厘月息收……实际年化达七十二厘。

一千两放出去，一年光息就七百二十两。本金还没动，债主已赚翻天。

手段还不止这一种。名目翻新，花样迭出：称“程仪”“冰敬”“炭敬”者有之；托“荐书费”“关说资”“候补押契”者亦有之。律条还在纸上端坐，现实早已绕着它打转，越走越远。

问题来了：区区一笔借贷，何以撼动整个官僚体系？

因它专盯一类人……进京赶考的士子。

放贷者先递茶攀谈，再不动声色点破关节：“功名不是单凭文章定的。殿试过后，派往何处为官，才是真章。”

“山沟县衙缺人手、穷得叮当响，案子堆成山，上司不问缘由先问责……您真愿去？”

“若想分发顺天府、苏州府这类膏腴之地，上下通融，少不得几处打点。”

话不多，句句戳心。不少读书人咬牙应下，真掏钱去“活动”。

此举看似帮人谋职，实则把行贿变成了入场券。

更棘手的是，借了京债的士子，多半拿不出现银还。而放债的岂是善茬？背后有人、手里有门路，催债不必动粗，一封密信、一次“偶遇”、一纸未署名的弹章，足令新人未上任先胆寒。

可朝廷发的俸禄，薄如蝉翼。三年知县年俸不过四十五两，哪经得起利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