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百姓提起“突厥”，心头一紧的程度，不亚于南宋末年听见“蒙古铁骑”四字。

那时唐朝刚立，根基未稳；突厥控弦百万，控扼草原，东西万里尽在其鞭影之下。

若不是阴差阳错，谁敢说第一个入主中原的胡族，一定不是突厥？

突厥的治术，古朴得很……类似商周旧制：可汗最大，底下贵族各领部众，自管牧场、自征赋税、自断讼狱。所谓“我之臣仆之臣仆，非我臣仆”，正是其政体写照。

早年倒也相安无事。可自汉唐以来，中原皇权日渐收束，天子独揽生杀予夺之权，州县如臂使指。

突厥可汗瞧见了，焉能不动心？

他也想有朝一日，坐在金帐里发一道令，千里之外的牧人就得卸弓下马，捧着羊皮账册来报户口牲畜。

可底下贵族岂肯放手？

颉利可汗登位不久，便弃用本族宿将，专任逃入草原的汉人赵德言，命其主持改制。

他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松散的部落联盟。

人家中原早已玩起“中央集权2.0”，他还卡在“分封制1.0”，不升级，早晚被淘汰。

颉利眼光是有的，可惜看人走了眼。

赵德言把中原那一套搬得严丝合缝：下令改服饰、禁旧俗、设学馆、行均田、颁律令……连祭祖烧纸的规矩，都要按《大唐开元礼》重订。

结果呢？

牧民怒而焚书，头人拔刀抗令，各部暗中串联，只等一个火头。

颉利还不醒，又抬举粟特商人出身的阿史那贺鲁，让他掌管财赋与驿传……此人嘴甜手滑，账目不清，私贩铁器，暗结外藩……

最后，连赵德言自己，也在一场围猎途中“失足坠崖”。

屋漏偏逢连夜雨，东突厥又遭了大灾。

雪连着下，草场全埋了，牛羊饿死大半，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些事暂且搁一搁……眼下有桩更紧要的活儿，得朱雄英亲自拿主意。

随着西边商路越走越宽，格致之学日渐深入，老一套度量衡越来越撑不住了。

丈、尺、寸这些长度单位，好歹是十进制，平日里量布、建房，凑合能用；可真到了验算机括、推演火器弹道、校准车轮轴距的时候，就露怯了……差一毫，差一厘，结果就偏出几里。

石、斗、升这些称量单位更麻烦。换算绕弯子不说，一斗米在南直隶和在甘肃，实重能差出半斤；同一杆秤，早上称和午后称，因温湿变化，读数也未必一样。

修铁路，轨距容不得半分偏差；铸齿轮，齿距差一丝，整套传动就咬不严；就连市面上买卖绸缎、药材，因尺不准、秤不匀，常起争执。

各地商贾抱怨多了，匠人手抖多了，格致院的先生们写算稿时，光在单位换算上就耗去小半工夫。

新标准，非立不可。

朱雄英心里清楚：一套简明、统一、可复现的计量体系，不求多玄奥，只求人人能照着做、处处能对得上。

他提的方案，一推出，便被工部、户部、钦天监、格致院几处同时接过去试用。没过半月，各处报来的图纸、账册、试验记录，全都改用新法……不是因为谁下了令，而是用惯了，再回头用老尺老秤，反倒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