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对近来几桩案子的查办转入暗处，朝堂表面风平浪静，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

夏原吉那边，线索却越查越窄。

人抓了不少，可明眼人都知道，全是些跑腿办事的末流角色。

真正称得上主脑的，唯董守正一人。

那回被锦衣卫堵在府中，刀刃贴颈，董守正彻底软了骨头，该说的全说了。

可他的供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既无账册佐证，也无他人呼应。

单凭一张嘴，连个从七品小吏都扳不倒，更别说动那些盘根错节的人物。

牵涉的人太多、太杂。

朱雄英再硬气，也得掂量掂量……若强推下去，动摇的是整个官僚骨架。

退一步讲，定罪总得有凭有据。

那些人倒也光棍：

“要证据？行啊，查账去！”

“各仓历年出入、损耗明细，我家每年用度开销，全都摆着……您随便翻！”

“但凡找出一处猫腻，我们当场认罪；查不出？那只能说明董守正是胡咬乱攀，跟我们半文钱干系都没有！”

喊得最响、跳得最高的，是江南士族，尤以苏州一地为甚。

朱雄英看完夏原吉呈上的折子，猛地一拍御案，纸页震得跳了起来。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看来是朕这些年太好说话，倒叫他们忘了什么叫规矩！”

江才垂手立在一旁，轻声问：“陛下……可是身子不适？莫要动气。”

他端来一杯清茶，搁在案上。

朱雄英摆了摆手，江才便把茶盏轻轻放在桌角，退身出去，没多留一步。

他知道，殿下此刻要的，是一方不被打扰的静气。

江南苏州，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条，许多人咬定不放：自朱元璋登基起，此地赋税最重。

可真是这样？

《明史》里白纸黑字写着，洪武年间江南税重，逼得百姓揭竿而起。

可《明史》是清人修的……就像宋人修《唐史》，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一样。前朝事，后朝写，笔杆子握在谁手里，字句就往哪儿偏。

自家官儿写的账本尚且得掰开揉碎看，何况隔朝换代后的记述？

朱雄英原先也只当书上说的便是实情。直到真成了这世上的人，才明白：史册不是镜子，是滤网。

他接掌大位前，曾特意翻过太祖对民间的旧档。

有个道理他越想越清楚：能留下声音的，从来不是田埂上赤脚插秧的农人。

能落笔成文、刻板印书的，至少识得几个字。光这一条，就把九成九的百姓挡在了史书门外。

所以，庄户人家怎么想、怎么盼、怎么熬，史书里多半是空的。

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士绅，是坐拥良田的豪右。

坊间传得最响的一条，是太祖因江南百姓助张士诚抗明，平定之后，专拿苏州开刀，课以重赋。

朱雄英想起那次与朱元璋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