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见了外头的光景，心就野了，跟我爹说的那样，收不住了。我不再往家寄钱。”

“他们闹起来了，追到厂门口拍砖骂街，堵着车间大门嚷嚷。”

“我那点脸面，被他们撕碎踩进泥里。最后只好卷铺盖走人。”

女子仰头笑了一声，短促又干涩：“怪的是，等他们听说我在外头卖身，反倒松了口气，不再伸手要钱，还主动写了断亲书。”

“嫌我挣的钱脏，嫌我草人现眼，嫌我让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

她忽然大笑起来，笑声撞在墙上又弹回来：“说来好笑，我从前日日盘算怎么报仇，结果发现——最狠的报复，就是活成他们最怕的样子。”

“如今十里八乡，谁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在村口碰见熟人，头都恨不得埋进裤裆里。”

“这比亲手剁了他们，还叫人喘不上气！”

朱雄英缓缓吸进一口气，胸口发沉。若不是今日听她讲这一遭，他怕是一辈子也摸不清，自己嘴里喊的“改革成效”，底下竟裂着这么深的缝。

她说的这些，他懂。

越穷的地方，脸皮越薄，骨头越硬。

他记得前世扶贫时，钻进最闭塞的山沟，第一件事不是发粮发钱，而是蹲在灶台边，教人别把过年杀的猪全炖了——明明全家指望那头猪换盐换药，办一场丧事，却非得杀猪摆席，七八个人坐一桌，硬是把整头猪剁成块扔进大锅，煮得发白发柴，吃两口就倒进潲水桶。

穷得揭不开锅，偏要撑着门面；饿得眼发花，还要硬撑着请客。

这样的地方，脸面比命重。

这种家，更是把脸面当祖宗牌位供着。

生个闺女，丢脸；闺女长大出去卖身，更丢脸；丢脸丢到全村指脊梁骨，那就不是丢脸，是塌房。

再加上骨子里的重男轻女，眼下这局面，朱雄英一点也不意外。

城里姑娘能进衙门、能管账、能领工钱，可山坳里，女孩儿还是秤杆上的肉——轻了贱，重了压垮家底。

听她讲完，朱雄英信了：哪怕到了今天，仍有地方，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按进尿桶里，不出三刻，悄无声息。

这事听着瘆人，却真在发生。

大明边境源源不断涌进流民、匠户、异族妇人，一时半会儿，人口缺口压不住。

可这不等于可以装瞎。

人命是活的，不是账本上的墨点。

朱雄英咽不下这口气。

长远看，一个女娃长成，能纺纱、能种地、能生养、能扛枪——她是将来的大明筋骨。

死一个，少一分力；死十个，少一队兵；死千个万个，几十年后，边关哨所空着，田埂上草长得比人高。

这事，他不能不管，也不容再拖。

此前从未直面过这暗处的血痕，连朱雄英自己也没料到，溺死女婴这事，竟藏得如此之深，静得如此之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