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衙门里的煤油灯又亮了一整夜，但这一次，灯下坐着的人不是沐斌，而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匠。他叫高谦，是高贤的独子。
高贤告老还乡已经好些年了，格物院院正的位置传给了赵明，可冶炼这一摊子事，一直还是高家的人盯着。高谦今年五十有七，从小跟着父亲在炉前长大，十几岁就能看火候、辨铁色，二十几岁就独当一面。他爹高贤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谦儿，咱们家的炉火，不能灭。”
炉火没有灭。
武康十九年的冬天，格物院冶炼作坊里竖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高炉。它比以前的炉子高出一半，肚子大了一圈，内壁用一种新式的耐火砖砌成，外层裹着厚厚的铁板。炉子旁边的鼓风机是三年前改进过的型号，力气大，风吹得猛，炉膛里的温度比老炉子高出了好几百。高谦围着这座新炉子转了整整一个月，爬上去看看，爬下来摸摸，有时候半夜三更不睡觉，蹲在炉前盯着那跳动的火焰发呆。他的徒弟们都不敢靠近，说师父走火入魔了。
高谦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这座炉子能不能烧出好铁，关系到大明的钢铁能不能翻过那道坎——年产量一百万。
一百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他心头，也压在朱雄英心头，更压在户部那些算账算到头发白的官员们心头。应天到北京修铁路，要铁；津浦线开工了，要铁；京汉线在挖地基，要铁；造船厂造铁甲舰，更要铁。铁从哪来？从炉子里来。炉子烧不好，铁就不够。铁不够，铁路就得停工，战船就得延期。整个大明的筋骨，都靠这些炉子撑着呢。
腊月初八，朱雄英去了格物院。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也没有带大队人马，只带了朱允炆和一个侍卫，穿着一件半旧的狐裘，坐着马车就去了。高谦正在炉前忙活，满身满脸的黑灰，徒弟提醒了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转头一看，皇帝站在身后，吓得差点从架子上摔下来。
“陛、陛下……”
“别慌。”朱雄英摆了摆手，“朕来看看你的新炉子。”
他绕着高炉走了一圈，仰头看了看那高耸的炉身，伸手摸了摸外壁的隔热层。炉体微微发烫，但不是那种烫得让人缩手的热，而是从内里渗透出来的、缓慢而持久的温度。炉膛里，铁水正在翻滚，隔着厚厚的炉壁也能听到那种沉闷的汩汩声，像是什么活物在里面喘息。
“这座炉子，能出多少铁？”朱雄英问。
高谦擦了擦脸上的汗，声音有些发颤：“回陛下，这座炉子是老臣花了三年时间设计的新式高炉。日产量比老炉子提高五成，不，六成！铁水的品质也更好，含硫量低，杂质少，直接就能炼钢。”
“六成？”朱雄英的眉毛微微一动。
“六成。”高谦重复了一遍，“老臣不敢欺君。”
朱雄英没有再问，转身走到炉前，透过观察孔往里面看了一眼。铁水红得发白，白得刺眼，像是把太阳塞进了炉子里。他微微眯了眯眼睛，那光太亮了，刺得眼眶发酸。他退开一步，把观察孔让给高谦，自言自语一般说了一句：“炼吧。炼出来，朕有用。”
新炉子投产那天，高谦一夜没睡。
他蹲在炉前，手里拿着长杆，每隔一会儿就伸进去捞一勺铁水出来，对着灯光看颜色。铁水从亮红变成橙黄，从橙黄变成白炽，温度越来越高，杂质一点点烧掉，铁水的流动性越来越好。他的徒弟们轮流守着，他却不放心，非要自己盯着。
天亮的时候，出铁了。
第一炉铁水从出铁口奔涌而出，像一条红色的瀑布，溅起的火星落在沙模里，嗤嗤作响。高谦站在一旁，袖子被烤焦了一片也浑然不觉，眼睛死死盯着那条火红的河流。铁水流进模子，冷却，定型。一块灰黑色的铁锭从模子里取出来，沉甸甸的，表面光滑，几乎没有气孔。
高谦用锤子敲了一下，声音清脆悦耳，像寺院的钟声。
“成了。”他说。
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全听到了。徒弟们愣了一瞬，然后欢呼声像炸开了锅，在这座破旧的作坊里回荡了很久。
消息传到户部，朱允熞正在算账。他放下算盘，把电报拿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嘴角慢慢翘了起来。
“成了。”他也说了一句，然后重新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拨了起来。一百万，大明一年的钢铁产量要突破一百万了。一百万斤是好大一堆，可一百万斤够干什么？京汉线要铁，津浦线要铁，海军的新船要铁，各地的工厂要铁。一百万斤，听着吓人，分一分就没了。
他算了一个下午，算得头昏脑涨，最后得出了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结论——不够。远远不够。
正月初一，武康二十年。
新年的爆竹声还在耳边响着，朱雄英照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朱允炆站在文官之首，朱允熞捧着账册站在后面，朱允熙穿着工部侍郎的朝服站在武官队列里。朱雄英扫了一眼殿中，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又少了一个人。朱樉叔父不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澳洲都护府还发来过贺电，电文末尾署名是“臣朱樉”。今年，不会有了。叔父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剩下的那几个，也在一天天地老去。他不知道朱棣还能撑几年，不知道朱橚还能撑几年。这些人都走了，这个朝堂上还剩下谁？
“陛下，该宣旨了。”陈洪在旁边小声提醒。
朱雄英回过神来，微微点头。司礼太监展开圣旨，高声宣读武康二十年的开年旨意——减赋、免税、赏赐耆老。和往年差不多，没什么新意。可殿中的人听得很认真，因为这些看似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是年复一年的规矩。大明的江山，就是靠这些规矩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