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尾没有署名，但用的是八旗特有的鹿皮纸，磨得极薄，边缘压着一道暗纹。

祖大寿看完那封信，叫来几个心腹将领，把信传阅了一遍。没有人吱声，也没有人说要烧掉那封信。

信被收进了一只铁匣子里，锁好，放到了总兵府后堂的暗格中。当晚祖大寿坐在书房里，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那份密折在通政司压了两天，最终还是被东林党的人看到了。

四月初十早朝，户科给事中姜埰第一个出列，手里捧着一封早已写好的奏疏，朗声道：“陛下，臣闻宁远日前发生兵卒闹饷之事，虽未酿成大祸，然其根源在于朝廷削减辽饷之议。边镇将士戍守苦寒之地，本就靠军饷养家糊口，如今朝廷削减三成，他们自然心中不安。臣请陛下收回减饷之命，以安边镇之心。”

他说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刘宗周紧跟着出列：“姜大人所言极是。辽饷一事，臣原本以为只是朝堂上的一桩财政之议，未曾料到竟已波及边镇军心。若因减饷而致边镇不稳，建奴趁虚而入，则此失远大于所得。臣请陛下三思。”

礼部尚书黄道周也站了出来，他没有直接说减饷的事，而是换了一个角度：“陛下，宁远闹饷虽是兵卒所为，可辽东将门并未因此事处分任何人，此事本身便值得深思。若朝廷此时仍坚持减饷，无异于将辽东将门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臣以为，减饷之议应当暂缓，先稳固边镇军心为上。”

紧接着又是几道奏疏递了上来，有附议的，有进一步阐述的，措辞不一，但核心意思都是：

辽饷不能减。武将班列里有人想开口反驳，看了一眼御座上皇帝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

杨嗣昌站在班列中，面色沉静，没有出列争辩。

他心底暗叹一声，终究还是事不可为么？

崇祯坐在御座上，听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出列陈词。他听完最后一份奏疏，沉默了片刻，手指搁在御案边缘，轻轻叩了两下，终于开口了：“辽饷的事，朕再想想。”

这句话没有定论，但朝中的人都听得出来，皇帝的口风已经松了。

又过了几日，辽东那边又送来几份奏报，措辞比上次温和了许多，没有提闹饷，只说了些边镇将士苦寒不易、粮价上涨、军心不稳之类的话。

崇祯看完之后，没有问内阁的意见，也没有找杨嗣昌再议。

四月十五那天，他让王承恩把杨嗣昌那份削减辽饷的奏疏从案头撤走了，换上了一道新的旨意：辽饷照旧征收，不增不减。

崇祯十二年四月，河南开封府。

辽饷的消息传到河南时，正值青黄不接。

去年大旱，秋粮只收了不到三成。今春又逢蝗灾，从洛阳到归德，沿路的麦苗被啃得只剩一截截秃秆。

百姓家里去年的陈粮早就吃完了，有的靠挖野菜充饥，有的把榆树皮剥下来晒干了磨粉掺着糠咽下去。

官府那边倒是动作快，朝廷征收辽饷的文书一到，各县的衙役便挨家挨户地催了起来。

开封府祥符县有个农户，姓赵，叫赵老栓，五十多岁，家里五口人，三亩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