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篷外的卫兵伊万诺夫听见了那声闷响。

他站在门口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

现在没有别的声音了。

他以为瓦列里只是把什么东西碰掉了，没有在意。

但他又想了想，瓦列里同志从来没有在帐篷里弄出过这种声响。

随后伊万诺夫把步枪背在肩上，走到帐篷门口，轻轻掀开门帘，往里看了一眼，很黑，什么都看不见。

难不成睡着了？

“瓦列里同志？”他轻声喊了一句，没有人回答，一般瓦列里同志的睡意相当浅。

他再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还是没有人回答。

伊万诺夫感觉十分甚至有九分的不对劲。

他掀开门帘，走进去，从腰间拔出手电筒，打开。

光柱在帐篷里扫了一圈，照到了行军床，床上的被子掀开着，没有人，随后灯光照到了地面，地面上有一摊暗色的液体，是灯油，灯油旁边躺着一个人。

“瓦列里同志！”伊万诺夫冲过去，蹲下来，把手电筒照在瓦列里的脸上。

那张脸白得像纸，嘴唇发紫，眼睛闭着，眉头皱着，像是在承受什么巨大的痛苦。

伊万诺夫伸手摸了摸瓦列里的额头，冰凉的，不是正常的凉，是那种让人心里发毛的凉。

“来人！来人！”伊万诺夫冲出帐篷，扯着嗓子喊，喊完后吹着脖子上挂着的哨子，这代表最高紧急情况出现了。

帐篷外面的卫兵们听到声音都跑过来了。

有人听说了情况跑去找医生，有人跑去找叶廖缅科和彼得罗夫斯基，有人跑去找内务部的那位负责情况的少校。

营地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脚步声喊叫声，车轮声，混在一起，乱成一锅粥。

高级医生什利亚普尼科夫上校是第一个赶到的。

他住在市政厅旁边的一栋楼里，离帐篷不到三百米。

听到瓦列里的情况，他穿着睡衣就跑来了，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踩在泥地上，沾了一脚的泥。

他冲进帐篷的时候，瓦列里还躺在地上，没有被移动过，几个卫兵围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出去！出去！”什利亚普尼科夫把他们推开，跪在瓦列里身边，伸手摸他的颈动脉。

有搏动，但很弱，很快，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琴弦在拼命颤动。他翻开瓦列里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瞳孔对光有反应，但很迟钝。

“担架！氧气！急救箱！”什利亚普尼科夫头也不回地喊道。

一个护士跑出去拿担架，另一个护士跑出去拿急救箱。

什利亚普尼科夫解开瓦列里的军装，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听。心跳很快，节律不齐，有早搏，有杂音。呼吸音很弱，左肺下叶几乎没有呼吸音。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

叶廖缅科和彼得罗夫斯基是第二批赶到的。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进帐篷的，叶廖缅科还穿着军装，像是根本没有睡，彼得罗夫斯基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扣子扣错了，歪歪斜斜的。

“怎么回事？”叶廖缅科的声音很大，震得帐篷的帆布都在抖。

什利亚普尼科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叶廖缅科同志，请您小声一点。”

“瓦列里同志昏迷了，初步判断，是心脏问题，还有肺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

“心脏问题？可是他才二十三岁！”叶廖缅科的脸涨红了。

“二十三岁也会有心脏问题，尤其是在受了重伤之后没有好好休养，连续高强度工作几个月的情况下。”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声音很平静。

“叶廖缅科同志，你要知道瓦列里同志去年八月中了三枪，其中胸部那一枪距离肺部只有不到一厘米，引起了轻微的气胸布尔坚科院士当时就说过，他需要休养至少三个月，不能熬夜，不能劳累，不能生气，需要补充营养。”

“但据我所知，从去年十一月出院到现在，瓦列里同志没有一天是在休养的，他去了开罗，又去了慕尼黑，回来之后整编了加里宁方面军，然后参加了巴格拉季昂行动，这几个月，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平均不到六个小时。”

“他的身体早就撑不住了，今天只是终于撑不住了而已。”

彼得罗夫斯基站在旁边，脸色铁青。

他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瓦列里，又看了看叶廖缅科。

“该死的，我应该更强硬一点的，瓦列里老是在很多方面钻的太仔细了。”他有些懊恼的说道。

叶廖缅科拍了拍彼得罗夫斯基的肩膀:“我也应该更仔细的，多帮帮他。”

其实两人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少，彼得罗夫斯基和叶廖缅科包揽了很多工作，只是瓦列里在很多方面都喜欢一手抓，看的也特别严，想照顾到方方面面。

但想要照顾方方面面，就得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行，瓦列里就是如此。

“把他抬到床上去。”什利亚普尼科夫对护士说。